而在甲午战争开战之初，谭嗣同寄给我的信中，也表达了他的担忧。
“我听说，日本很早之前已经建立自己国家的军事学校，按照德国的标准训练陆军，按照英国的标准训练海军。
而国内，光是修建铁路，就阻力重重。我担心朝廷没有做好应战的准备。如果只是购买洋人的军火，怕是不能达到强军的目的。关键在于，要全面学习西方的军事制度。”
我提起笔，本想给他回信，却发现自己无话可说。
……
光绪二十一年四月一日，日本方面提出十分苛刻的议和条款，“中国向日本赔偿军费库平银三亿两；割让台湾岛及其附属岛屿、澎湖列岛、辽东半岛给日本；中国向日本开放北京、沙市、重庆、苏州、杭州、湘潭和梧州七处通商口岸；等等”。
对日本的狮子大开口，李鸿章也是极为震惊，他只能以电报形式上奏朝廷。
不久，京城里，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看了日本人的条件后，基本上默许了，但要求李鸿章“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
4月10日，经过几轮谈判，伊藤博文同意做出三点微小的让步，将辽东半岛的割让范围适当收缩，赔款减为两亿两，通商口岸减为4处。
4月14日，清廷发加密电报给李鸿章，“如竟无可商改，即遵前旨，与之定约”。
4月15日，清日双方举行最后一轮谈判，会谈从下午两点半延续到七点半，其间李鸿章苦苦哀求，希望日方减轻勒索，但均遭拒绝。
自古弱国无外交。没有拳头的支撑，言辞自然苍白。
4月17日，李鸿章被迫无奈，代表清廷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之后，李鸿章回国，在天津的宅邸中称病不出，不敢见人。
整个和日本和谈的过程，都是秘密进行，其内容并不为外人所知。
当《马关条约》的内容被公布时，全国哗然。
根据条约规定，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岛及其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日本2亿两白银。中国还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并允许日本在中国的通商口岸投资办厂。
清廷内部的官员首先知道条约内容。各省督抚，翰林院、总理衙门、国子监、内阁、六部官员纷纷上书朝廷，反对光绪皇帝在《马关条约》上签字确认。
其中有九省督抚和约六百名大小官员上书反对。
当时，京城中有大批举人，刚考完会试，正在北京等待发榜，恰逢《马关条约》割地、赔款的消息传至。举人们群情激愤，特别是台籍的举人更是痛哭流涕。
大家以省份为单位，纷纷聚在一起商议对策。其中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更是奔走呼吁，提议一起联名给朝廷上书。举人们纷纷响应。
四月下旬起，十八省一千二百余名举人连续几天内，以省为单位，接二连三上书，如“某某省举人联合上皇帝书”之类。
上书的内容主要是四个方面的意思，“拒和、迁都、练兵、变法”。
5月2日，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发动下，几百名举人和数千名北京市民，集合在都察院门前，再次要求都察院要将他们的联名上书，交给光绪皇帝手上。当时，我和师父也在人群当中。
不单是国内反对《马关条约》的呼声高涨，连外国人也强烈反对，特别是俄国人。这是因为，日本一旦占领辽东半岛，将阻碍俄罗斯帝国向中国东北伸张势力。
在俄国人高明的外交手段下，俄罗斯帝国联合法国和德国两国，要求日本放弃辽东半岛，限期在十五日内答复。同时调遣海军战舰过去，对日本施加压力。
日本无力与三国抗衡，于5月5日声明接受三国“劝告”，但要清政府支付辽东半岛的赎金1亿两。
后来，经过几番谈判，辽东半岛的赎金减至5000万两，最后减至3000万两。
再后来，清日双方在北京签订《辽南条约》，主要内容是日本归还占领的辽地半岛，清廷为此支付赎金3000万两白银。到了年底，清廷付清赎金，日军从辽东撤军。
日本方面对俄罗斯的干涉耿耿于怀，但迫于当时实力不够，无可奈何。
但日本从此将俄国视最大的假想敌，更加大力训练士兵，勒紧腰带发展军备。九年之后，日俄战争爆发，日本获利。
面对反对签约，拒绝议和的国内声音，清廷开始犹豫不决。
不久，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秘密召集几位军事将领，询问毁约再战的结果。得到的回答是难以取胜。
5月3日，光绪在《马关条约》上签字；次日，清廷在条约上盖上国玺，《马关条约》正式生效。
几百官员和千余名举人的上书，被清廷拒绝。消息传出，国民黯然失色，而台湾人民更是悲痛欲绝。
在这种情况下，台湾巡抚唐景崧、台湾义军领袖丘逢甲与一批爱国绅士商议，决定拒不执行《马关条约》。
5月21日，“台湾民主国”正式成立，以“永清”为年号，拒绝将台湾交给日本人。
众人推举台湾巡抚唐景崧为总统，丘逢甲为副总统，刘永福为大将军。
几天后，台湾民主国致电清廷，“台湾士民，义不臣倭。愿为岛国，永戴圣清”，表示台湾永远不离开祖国。
日本方面知道消息后，先后派出3万多兵力，从6月3日起登陆台湾，进攻台湾民主国。
由于双方实力悬殊，刚成立的台湾民主国，在得不到清廷的援助下，加上武器装备又落后，仅仅坚持了五个月，就被日军灭亡。
此战中，台湾民主国数万军民身死，而日军也有约四千人死在台湾，包括一名日军少将。
丘逢甲等人被迫离开台湾。
途中，丘逢甲悲愤地写道，“宰相有权能割地，孤臣无力可回天。扁舟去作鸱夷子，回首河山意黯然。英雄退步即神仙，火气消除道德编。我不神闲聊剑侠，仇头斩尽再升天”。
当时，在康有为、梁启超等举人们寄希望于清廷变法时，国内另一部分有志之士已经彻底对清廷绝望，意图推翻清廷。兴中会成员便是其中之一。
当时，祖冲之、陆皓东便是兴中会的领袖人物。
在《马关条约》正式签订五个月后，兴中会密谋在广州起义。结果事情提前泄露，起义被镇压下去。陆皓东牺牲，祖冲之被迫亡命海外。
总而言之，无论是官员举人，还是贩夫走卒，《马关条约》对当时有志之士的震撼都是非常之大的。
而我们这些江湖走镖的，开馆收徒的亦是如此。
记得有一次，霍元甲来北京找我和我师父王正谊。大家坐下喝酒聊天，提到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都是不胜唏嘘，却又不知所措。
特别是我师父和霍元甲，他们两人自幼习武，书读的少，更是有无用武之地的感觉。
他们虽然武艺高强，但只能对付那些舞刀弄剑的绿林好汉，对洋人的荷枪实弹、利炮坚船却是无能为力。
这一点，霍元甲和我师父王正谊心知肚明。
而对于西学、变法这些，他们俩所知甚少，十分困惑，有心帮忙却不知从何入手。
“变法，变法，我在天津听他们说了不少遍。但到底要怎么变，却没人说得明白……”
霍元甲喃喃自语，声音越说越低，直至不可闻。一会，他趴在酒桌上，沉沉睡去。我的眼睛也朦胧起来。
此刻，月光从窗外正照在桌上。一碟花生，两壶浊酒，三个醉人。
我师父摇摇晃晃走到窗前，凝望了一会，突然呐喊了一下，引起几声鸡啼狗叫。
那时候，中国很多仁人志士面对“四万万人齐泪下，天涯何处是神州”的惨况，深知不奋发图强是不行了，但并不知道方向在哪，路该怎么走。
所以，他们迷茫、彷徨，甚至要呐喊一下，以发泄下心中那股愁闷之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