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放开了砖石和水泥专项后，民间涌现出大批商人投入其中开建砖窑和水泥厂。发展到如今，市场对这两种建筑物资的需求依然旺盛。
朝廷传出的消息，不但新建建筑必须得是砖石水泥结构，将来还得大规模地把原有土木建筑的城区进行改造，对砖石和水泥的需求将持续很多年。
不少小厂和中型工厂的商人纷纷跑到中华商业投资银行中贷款，扩建厂房，招募人手、改善生产线以加大产量满足市场的火爆需求。
朝廷每建设一地，必然是先修路，再兴建大型国营砖石和水泥厂，就地取材，对城市建设进行规范的规划，留有将来改建和扩建的余地。
张林把“圈地运动”中产生的民生疾苦和高额负担转嫁到别的民族身上，比起英国在成熟体制中展开圈地要方便也经济许多，至少因此受损的底层百姓数量比例不高。
圈地运动其实就是人口集中城镇化的本质，把自耕农散户在总人口比例中降低。
中华国呈现出两个明显现象，西北、西南的城镇化运动进展的相当迅速，要么是其地人口少的原因，要么是西北都属于异族，朝廷整治起来不用太考虑当地百姓的感受。而对于东南沿海和中部地区的改造则进展缓慢，由于各种原因，自耕农纳税依然是财政收入不可忽视的一部分，人口集中城镇化的成本也高。
后者，也就是英国当时所面临的困难，只不过英国人干的比较血腥点，手段比较强硬点。
中华国在这个改革过程中还处于战争期间，因此手段不能过于残酷，否则会引发一系列不必要的麻烦。只能把重心先放在其他地区，等解决了外部威胁，再对东南和中部地区下手。
就比如曾经的西夏和高昌回纥，男人被朝廷强硬地迁徙出来，留下一大堆的寡『妇』女人。这就比较好管理了，只需要把土地重新划分成连片地承包给汉人，当地女人为了生存下去，自然会主动地贴紧汉人男子。
一片片土地形成农场形式，多于的女人则被朝廷安排在就近工厂的城镇里生活，进入工厂里从事纺织业、手工业、造纸业等一系列轻工工作。
这个时代，不论是哪个民族的百姓，对于土地都有着当成生命依靠的本能。剥夺掉他们的土地，无异于让他们活不下去。用温和手段效果缓慢，只有采用强硬手段才能立竿见影地奏效。
当这批失去赖以为生的土地的百姓们走进朝廷和商人建造的工厂后，只能干活维持生活，女人从事轻工业，男子则从事重工业。围绕着工厂附近，迅速扩展出一个个城镇，形成人口密集区域。
在刺刀和铁蹄下，留在甘肃行省上的党项人和高昌行省的回纥人敢反抗吗？
很显然，他们只能接受新的生活，好在他们可以不愁温饱，并且可从工厂里赚钱后在城镇从赎回一套崭新的砖石房用来居住。
现在中华国对天津、北津、河内等几个西北行省就是采用这样的军管统治方式，不管是回纥人、党项人、辽人、蒙古人都得老老实实地听话，依照朝廷的安排生活，有饭吃有崭新的坚固的可以遮风避雨的砖石房子住。
不然的话，官署就会派士兵就用刺刀来跟他们说话。
从前岁起，中华国对东岸沿海一带的捕鱼业进行了整治，逐步地把一些散户渔民排挤得失去生活来源后不得不进入城镇里讨活，继而定军下来。
经过两年时间，沿海渔业资源的捕捞和销售基本控制在商人手里，散户渔民的产出还不到市场总份额的三分之一。
朝廷正式对沿海渔商颁发牌照，这事儿早在前两年就有了定论，因此商人们也无话可说，老老实实地支付了一大笔钱购买牌照，正式组建一个个渔产公司，并入商业机制。
当初朝廷为了整顿渔业，可没少投资，从海船到渔具都派专门机构来替商人们设计和改善，且制定政策“驱逐”散户渔民帮他们吞吃市场。
现在，也该到朝廷回收成本的时候了。
同时，借着廉政巡察的狂风暴雨，朝廷也建立了一个新机构，名为“自然生态保护办公署”，派出专业的人员跟随廉政巡察队伍到各地，跟当地官署宣传生态保护的观念。严禁滥杀滥伐，树木砍伐后必须要重新栽种上树苗，绝不允许胡『乱』伐山开荒的现象。
对一些地区的珍惜动物，比如黑白熊、老虎之类的动物，禁止猎人私自捕杀。若有动物伤人事件，需通知当地警务总署组织人手或者有牌照的专业猎人来捕杀。市场上，皮『毛』商行里出售的大型野生动物皮『毛』，需得有严格的出入记录，定期接受检查。
张林并不觉得这个时代的野生动物泛滥情况不需要保护，按照商人的『尿』『性』，哪样东西值钱，他们必然像鲨鱼追逐血腥味一般涌入。不早早制定律法，以后修养起来可是代价更高的。
当然，这也没必要去搞什么自然生态保护区。有些地方确实是动物伤人事件频繁，交给国家去捕杀比较专业点，同时可以增加一部分财政收入。
商人想做皮『毛』生意？自己组织人去其他国家里杀去。
其二，便是传教活动。尤其是针对西北地区，东正道教组织了上百名口才了得、熟悉道统的传教真人去各地宣传道教。他们当然不是空着手去，而是带去了大量的慈善钱款。
这笔钱款将用于兴办各地的小学，按照五千人人均一所小学的比例，中华国至少得有两万所小学学校。而这个数字，也恰恰对应乡的数量。
每所能容纳两百名学生的学校建设（非师资成本）成本大概在八千元上下，想要完成这个任务，朝廷至少得先期投入一亿六千万元。算上中学和专科学校，第二期五年计划里的育教资金接近五亿元。若包含师资成本，总额度接近八亿元。
也就是说，每年国家要拿出至少1.6亿元投入育教项目，占财政收入的25%以上，负担相当之重。
所以，完善税收机制，削减战争耗费是朝廷这几年必须要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