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紫禁城文华殿内，林越正对着一幅全国疆域图凝思。案头堆放着各地送来的奏报，半数以上都在提及粮荒：陕西百姓易子而食，河南流民流离失所，山东因粮食歉收引发民变，就连相对富庶的江南，也因战事影响出现粮价飞涨。
“民以食为天，国以粮为本。”林越指尖划过地图上的灾区，语气沉重，“如今内有流寇未平，外有满清环伺，若不能解决粮食问题，新政难行，战事难继，大明危矣！”
当日，林越下旨设立农桑司，由工科出身的翰林学士徐光启兼任司丞，统筹全国农业发展。诏书明确指出：“农桑为立国之基，凡高产作物、改良农具、耕作技术，皆为农桑司要务，务必倾全国之力推广，务使百姓丰衣足食，国库粮草充盈。”
徐光启接旨后，即刻走马上任。他深知粮食危机迫在眉睫，首要任务便是引入高产作物。早在科举改制前，徐光启便通过海外传教士接触过玉米、番薯、土豆等作物，深知其耐旱、耐贫瘠、产量高的特性，正是缓解大明粮荒的良方。
农桑司迅速行动，一方面通过南洋贸易商队，从吕宋、安南等地大规模采购玉米、番薯、土豆种子；另一方面派遣使者联络在华传教士，请求其从欧洲引种优良品种。为确保种子顺利抵达，林越特意下令沿海水师沿途护送，避开海盗与清军劫掠。三个月后，首批十万斤种子运抵天津港，随即被分装运往河南、山东、陕西、河北等受灾严重的省份。
种子有了，如何让百姓接受并学会种植，成为新的难题。徐光启亲自带领农桑司官员，历时两月编制出《高产作物种植图谱》。图谱用通俗易懂的白话文编写，配以详实的插图，详细介绍了玉米、番薯、土豆的生长习性、播种时间、田间管理、收获储存等要点。例如，番薯需“深耕三尺，施足底肥，每亩播种三十斤，行距三尺，株距二尺”，土豆则“宜选沙质土壤，切块时需保留芽眼，覆土五寸，生长期需浇水三次”。
为确保种植技术落到实处，林越下令从工科新科进士与各地老农中选拔五百名农官，经农桑司集中培训后，分赴各省乡村指导种植。河南开封府农官王二牛，本是当地有名的种粮能手，被选拔入农桑司后，带着图谱与种子来到兰考县。当地百姓因连年干旱，对新作物心存疑虑，王二牛便在县衙门前开辟三亩试验田，亲自耕种，还邀请百姓前来观摩。
“这番薯藤看着不起眼，真能高产？”一位老农围着试验田，满脸疑惑。
王二牛一边给番薯浇水，一边笑道：“张大爷，您可别小瞧它！这番薯耐旱，就算天旱也能长，而且埋在土里就能活，亩产可达三百多斤，是小麦的两倍还多！”
他当场挖出几株刚长出的番薯苗，展示给百姓看：“您看这根系多发达，等成熟了，下面全是红薯，既能当粮吃，又能喂牲口，磨成粉还能做饼子！”
在王二牛的耐心指导下，兰考县百姓终于打消疑虑，纷纷报名种植番薯。农桑司还在河南、山东、陕西等地设立二十个试种基地，由农官常驻指导，及时解决种植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与此同时，农具改良也在紧锣密鼓地推进。徐光启深知，仅靠高产作物还不够，必须提升耕作效率，才能最大化粮食产量。农桑司召集全国顶尖工匠，在工部工坊局设立农具改良工坊，重点对传统农具进行优化。
针对曲辕犁耕作效率不高的问题，工匠们增加了犁壁弧度，将原来的平面犁壁改为弧形，减少耕地时的阻力，同时将犁铧加宽加厚，使其更耐磨，耕作深度也从原来的一尺提升至一尺五。改良后的曲辕犁，一名农夫便能驾驭，每日耕作面积从三亩增加到五亩，效率提升近七成。
对于干旱地区灌溉难题，农桑司大力推广龙骨水车与筒车。龙骨水车经改良后，增加了脚踏板的受力点，两人配合便能快速抽水，每日可灌溉田地十亩；筒车则采用更轻便的木材制作，安装于河流岸边，借助水流动力自动旋转抽水，无需人力，适合大面积灌溉。陕西渭北地区，常年干旱，农桑司调拨两千架龙骨水车与五百架筒车，帮助当地百姓解决灌溉问题，原本荒芜的旱地，很快变成了绿油油的良田。
此外，工匠们还研发出脚踏打谷机。传统打谷全靠人力捶打，效率低下，一名农夫每日仅能脱粒两石粮食。脚踏打谷机采用齿轮传动原理，农夫踩踏踏板，带动滚筒旋转，将稻谷倒入滚筒，便能快速脱粒，每日可脱粒十石，效率提升五倍。这种打谷机一经推出，便受到百姓热烈追捧，农桑司下令各地工坊批量生产，低价出售给农户。
为激励百姓与工匠参与农桑革新，林越颁布一系列政策：种植玉米、番薯、土豆等高产作物的农户，可减免半年赋税；对改良农具做出贡献的工匠，给予五十至五百两不等的赏金，还授予“大明巧匠”荣誉称号；鼓励乡绅投资农业，开垦荒地，收益归投资者所有，朝廷免征三年地税。
山东济宁府乡绅刘世昌，响应朝廷号召，投资白银万两，开垦济宁城外万亩荒地，全部种植玉米与番薯。农桑司派遣三名农官协助其规划田地、修建水利，还调拨改良农具百余件。一年后，万亩荒地收获玉米三万石、番薯五万石，刘世昌不仅收回成本，还获利颇丰，成为当地闻名的“种粮大户”。其他乡绅见状，纷纷效仿，投资开垦荒地，带动了全国垦荒热潮。
为从根本上提升农业生产水平，林越下令在各省设立农桑学堂，教授农民深耕细作、病虫害防治、肥料制作等技术。农桑学堂学制为半年，招收十五至四十岁的青壮年农民，免学费、免食宿，毕业后颁发证书，优先获得农桑司的技术支持与政策扶持。
农桑学堂的课程通俗易懂，除了理论教学，更注重实践操作。学堂内设有试验田、农具展示区、肥料制作工坊，学生们可以亲手操作改良农具，学习制作堆肥、沤肥等有机肥。河北保定农桑学堂教师李存义，编写了《农家百问》手册，将农业生产中常见的问题与解决方案一一列出，如“玉米倒伏如何防治”“番薯病虫害怎么处理”“如何制作高效有机肥”等，发放给学生与农户，成为农民种地的“活字典”。
在一系列政策的推动下，大明农业生产迅速恢复。试种一年后，各地传来捷报：河南兰考县番薯亩产达三百五十斤，山东济宁玉米亩产三百二十斤，陕西渭北土豆亩产三百八十斤，均远超传统作物。高产作物的推广，让百姓尝到了甜头，越来越多的农户开始种植新作物。
与此同时，粮食总产量大幅提升。据农桑司统计，推行农桑革新一年后，大明粮食总产量较上年增长四十%，河南、山东复耕率提升至八十五%，陕西、河北等受灾地区的流民纷纷返乡种地，社会秩序逐渐稳定。江南地区因水利工程修复与高产作物推广，粮食产量也稳步增长，不仅满足本地需求，还能大量调运北方。
京城粮仓的粮食堆积如山，户部尚书周道登向林越奏报：“陛下，如今各地粮仓充盈，已储备三年粮食，不仅能满足军需，还能应对突发灾情。江南每月向北方输送粮食五万石，完全能支撑入川平叛与北方边防的粮草需求。”
林越闻言，龙颜大悦。他深知，粮食问题的解决，不仅稳定了民心，更为新政推行与战事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农桑革新的成效，也让保守派官员哑口无言，原本反对新政的官员，见百姓安居乐业、国库充盈，也纷纷转变态度，支持林越的改革。
徐光启因推行农桑革新有功，被林越晋升为工部侍郎，仍兼农桑司司丞。林越在朝堂之上表彰道：“徐爱卿推行农桑革新，功在社稷，利在千秋！大明要想长治久安，必须重视农桑，持续推广高产作物与改良农具，让百姓丰衣足食，国家才能强盛！”
农桑革新的浪潮，席卷了大明的每一寸土地。从河南的平原到陕西的高原，从山东的丘陵到江南的水乡，处处都能看到农民辛勤耕耘的身影，改良后的农具在田间地头忙碌，高产作物茁壮成长。百姓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对大明的未来充满希望。
林越站在紫禁城的城墙上，望着远方丰收的田野，心中感慨万千。农桑革新只是新政的一部分，接下来，他还要在工商业、水利、交通等领域继续推行改革，让大明彻底摆脱积贫积弱的困境。只要民心稳定，粮草充足，人才辈出，大明定能平定内乱，击败外敌，重现日月重光的辉煌。
而此时的成都平原，张献忠的大西军仍在负隅顽抗。入川明军已休整完毕，正整装待发，准备向成都发起总攻。充足的粮草供应，让明军士气高昂，一场决定川西命运的决战，即将拉开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