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亳的盟血未干，誓言的余音还在黄河两岸回荡。可商汤心里清楚，光有诸侯高台上的共同点头还不行，得让底下扛着戈矛、提着脑袋去拼命的将士们，也明白自己为啥而战。更要紧的是，得让全天下，包括那些还在观望的人，都听清楚他商汤起兵的道理，把这“造反”的调子，定死在“替天行道”的音阶上。
于是，在鸣条之战的前夕，商汤发表了那篇流传千古的战前动员令——《汤誓》。等仗打完了，江山换了个姓氏，他又颁布了《汤诰》，算是新公司的“开业公告”和“经营章程”。这一“誓”一“诰”，一破一立，构成了商朝开国的核心政治宣言。
咱们先来看看这篇打响第一枪的《汤誓》（收录在《尚书》里）。这可不是什么长篇大论，更像是一篇火力集中、句句砸在实处的战斗檄文。
开篇第一句，就把调子拔到了最高处：“王曰：‘格尔众庶，悉听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尚书·汤誓》）大王说：“来吧，诸位！都听我说。不是我小子敢犯上作乱！是因为夏王犯下太多罪行，上天命令我去诛杀他。”
您听听，“非台小子敢行称乱”，先把自己撇清，不是我要造反。“天命殛之”，是老天爷要灭他，我只是个执行人。这就把一场以下克上的军事政变，包装成了神圣的“天罚”。最高权力来自“天”，这是商汤给后世中国政治哲学贡献的一个核心观念。
紧接着，他开始数落夏桀的具体罪状，而且非常聪明地从老百姓的感受说起：“今尔有众，汝曰：‘我后不恤我众，舍我穑事而割正夏？’予惟闻汝众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现在你们有的人可能会说：“我们的君主不体恤我们，荒废我们的农事，为什么要去征伐夏国呢？”我理解你们的话，但是夏氏有罪，我敬畏上帝，不敢不去征讨。
这段话厉害了。他先替士兵们把可能的抱怨说出来（担心耽误农事），表示“我懂你们”。然后立刻甩出大义：“不是我要打，是夏朝有罪，老天爷看着呢，我不敢不去！” 这就把士兵的个人利益（担心家务）和战争的“神圣正义”捆绑在了一起，堵住了内部的杂音。
最狠的是下面这句，他转述了夏朝民间可怕的诅咒：“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有众率怠弗协，曰：‘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夏德若兹，今朕必往。” 夏王耗尽了民力，剥削夏国百姓。民众都怠工不合作了，他们说：“这个太阳什么时候灭亡啊？我们宁愿跟你同归于尽！”夏的德行败坏到这种地步，现在我一定要去讨伐他。
“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 这是中国历史上被记载下来的、最早也最激烈的民间诅咒。商汤引用它，杀伤力极大。这等于向全天下宣布：夏桀已经不是君主，他是人民公敌，是人神共愤的“独夫”。我打他，不是攻打一个国家，而是消灭一个全民痛恨的毒瘤。这就引入了另一个重要概念：民意即天意。老百姓都恨不得和你同归于尽了，你的“天命”不就丢光了吗？
《汤誓》的最后，是严肃的战场纪律和赤裸裸的利诱：“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予其大赉汝！尔无不信，朕不食言。尔不从誓言，予则孥戮汝，罔有攸赦。” 你们好好辅助我，执行上天的惩罚，我会重重地赏赐你们！你们不要不相信，我决不食言。如果你们不服从誓言，我就会把你们和你们的妻儿都变为奴隶或杀掉，绝不赦免！
“大赉汝”是胡萝卜，“孥戮汝”是大棒。赏罚分明，恩威并施，目标明确：打赢了，人人有份；敢后退，全家遭殃。这是一篇极其成功的战前动员，既有崇高的理想（天命），也有现实的愤怒（民怨），还有实在的利益（赏赐）和冷酷的威胁（刑罚），把战争的正义性和必要性焊得死死的。
就在商汤的战士高呼“时日曷丧”冲向鸣条时，我们可以把目光稍稍投向远方。在差不多同一时期，两河流域的汉谟拉比王，将他的法典刻在石柱上，开头也是宣称“我，汉谟拉比，是虔诚的畏神者……为使强不凌弱……为使国中法庭便于审讯……”东西方的这两位王者，不约而同地意识到：统治，必须建立在一种超越暴力的、被广泛认可的“道理”之上。只不过，汉谟拉比用的是详尽的律条，而商汤用的是充满感召力的誓言与天命的威慑。
鸣条一战，夏朝覆灭。但如何统治一个比原先商族大上百倍的新天下？光靠《汤誓》里那套“讨伐”的道理就不够了，你得有“建设”的道理。于是，便有了《汤诰》（同样收录在《尚书》）。
“诰”，是上位者对下的告诫、宣告。《汤诰》的核心，是向四方诸侯和万民解释：为什么“天命”会从夏转移到商？新王朝将遵循什么样的法则？
其中最关键的一句话是：“天道福善祸淫。降灾于夏，以彰厥罪。” 上天的准则是：赐福给善行，降祸给淫恶。降灾给夏朝，就是为了彰显它的罪行。
这句话，把“天命”从一种玄乎其玄的神秘力量，变成了一个有规律、可预测的道德裁判法则——“福善祸淫”。夏桀失德（“淫”），所以天降灾祸（“失天命”）；我商汤有德（“善”），所以天赐大位（“受天命”）。这就把政权更替的逻辑，牢牢钉在了统治者的道德表现上，为后世所有的改朝换代，提供了一个标准的“解释模板”。
《汤诰》里还有一句极有分量的话，展现了早期王者的气度：“其尔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无以尔万方。” 如果天下万方有罪过，罪责都在我一人身上；如果我一人有罪过，不会因此牵连天下万方。
这是中国政治文献中关于君主责任的早期庄严承诺。虽然在后世帝王中大多沦为空话，但在开国之初由商汤亲口说出，无疑具有巨大的安抚和凝聚作用。它试图描绘一个新统治者应有的担当形象，与夏桀那种“我是太阳”的暴君形象彻底划清界限。
从《汤誓》到《汤诰》，商汤完成了一次完美的政治话语构建。前者是“破”的利器，用“天命”与“民怨”摧毁旧王朝的合法性；后者是“立”的基石，用“天道福善祸淫”和“罪在一人”的理论，确立新王朝的统治伦理。
这两份宣言，如同双生龙骨，撑起了商朝六百年天下的最初船体。它们告诉世人：这个新王朝，不仅仅是武力征服的结果，它有一套自己的“道理”。这套道理，关乎上天、道德、民心与君责。从此，“天命靡常，惟德是辅”的观念，如同一个紧箍咒，也如同一盏理想之灯，悬在了此后三千年每一个中国王朝统治者的头顶。
宣言已颁，天下初定。但如何把纸上“罪在一人”的担当，变成现实中庞大国家的有效治理？如何让四方真正归心，而不仅仅是惧怕？这需要的不再是誓言和告谕，而是实实在在的制度、人材与日复一日的经营。一个新的、更复杂的篇章，即将展开。而开篇第一道难题，或许就潜伏在看似稳固的王座之旁，关乎信任，更关乎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