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丁和太庚那两代人小心翼翼的“守成”，像一层薄薄的油，暂时稳住了商王朝这碗水。可这碗水的底下，暗流一直在涌动。等到雍己坐上王位的时候，这层油膜，终于被底下翻上来的沉渣给捅破了。
雍己是太庚的儿子，他爹太庚传位给他哥小甲，小甲死后，才轮到他。这种兄终弟及再传回长兄之子的继承路径，本身就透着一股子不确定性。它没有“父死子继”那么直截了当，容易在“弟”与“兄之子”之间产生权属的模糊和争议。雍己的上台，或许就已经伴随着王室内部不愉快的嘀咕和某种程度的妥协。
果然，雍己的统治，成了商王朝开国以来第一个明显的下行拐点。《史记》的评语简单而严厉：“帝雍己之时，殷道衰，诸侯或不至。”（《史记·殷本纪》）“殷道衰”三个字，像一记重锤。而“诸侯或不至”，更是致命的信号。
“诸侯或不至”是啥意思？不是说他们忙，来不了。在那个时代，诸侯定期朝见天子、进献方物，是表示臣服和政治归属的核心仪式，是“天下共主”权威最直观的体现。现在他们“不至”了，等于公开打脸，用脚投票，宣告商王室的威望已经跌到了让他们觉得可以轻视甚至试探的地步。
雍己到底干了啥，能把祖宗攒下的家底败坏得这么快？史书没细说，但我们可以从“衰”字和“不至”的结果，倒推几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王权失能，压不住台面。
雍己个人可能懦弱、平庸，或者沉溺享乐，缺乏驾驭复杂政治局面的能力和威望。他镇不住那些随着王朝稳定而逐渐坐大、各有算盘的贵族家族，也安抚不了边疆那些本来就三心二意的方国首领。王令出了朝歌（假设当时都城已迁至偃师附近），可能就大打折扣。一个中央权威软弱的王朝，诸侯自然心生怠慢，开始观望，甚至自行其是。
第二种可能：利益分配出了大问题。
经过沃丁、太庚两朝的“制度巩固”，官僚和贵族阶层肯定形成了相对固化的利益格局。新王上任，往往需要重新调整利益分配，拉拢一批，打压一批，搞一次“政治再平衡”。如果雍己手段拙劣，赏罚不公，或者触动了某些强大既得利益集团的根本，就会引发内部激烈的反弹和离心。内部一乱，外部诸侯一看，你这家里都吵翻天了，我还准时来给你上贡？自然就“或不至”了。
第三种可能：经济出了纰漏，伤及根本。
商朝是靠着贸易和手工业立身的。如果雍己时期因为管理不善、横征暴敛，导致重要的工商业凋敝，或者频繁的祭祀、工程耗尽了国库，加重了民众（包括直属王畿和诸侯国）的负担，那么王朝的向心力就会急剧流失。诸侯们觉得跟你混，经济上没好处，还要被盘剥，那还不如自己关起门来过日子。经济基础松动，上层建筑的政治权威自然摇摇欲坠。
第四种可能，也是最值得玩味的一种：他可能试图“有所作为”，却搞砸了。
有时候，一个平庸的守成之君，如果老老实实按祖宗规矩办，倒也能混下去。怕就怕他志大才疏，想扭转所谓“衰势”，搞激进改革，或者轻启边衅，结果捅了马蜂窝。比如，他会不会想重塑权威，拿某个大诸侯开刀立威，却遭遇惨败？或者强行改变某种传统祭祀礼仪，触犯了强大的神职集团（贞人）和贵族们的宗教情感？这些激烈动作一旦失败，就会瞬间掏空王权的信誉，加速“诸侯或不至”的局面。
无论具体原因如何，“雍己失道”的后果是清晰而严重的。它标志着，自商汤、太甲以来，商王那种说一不二、天下景从的绝对权威，出现了第一道深刻的裂痕。王室不再是铁板一块，内部有了裂隙；中央对四方诸侯的约束力，出现了明显的松弛。
这就像一个公司，创业老板（成汤）和强力二代（太甲）靠着个人魅力和强硬手段，把业务和渠道抓得死死的。到了第三代、第四代职业经理人（沃丁、太庚）手里，靠着完善规章制度，还能维持运转。可到了又一个能力不足的经理人（雍己）手上，各种制度弊端和人际矛盾就总爆发了，核心团队开始有人摸鱼，重要渠道商开始拖欠货款甚至准备改换门庭。
《史记》将“殷道衰”的起点记在雍己名下，是把他当成了一个标志性人物。他未必是“衰”的唯一原因，但无疑是那个让所有潜在问题浮出水面、让衰败从隐性变为显性的“关键先生”。他的统治，如同一盆冰水，浇醒了还沉浸在“天命永祚”迷梦中的商王室：原来，江山不是一劳永逸的，天命，是真的会转移的，如果你自己搞砸了的话。
雍己的失道，像一个危险的先例被打开了。它告诉诸侯们：商王，是可以被轻视的。它也告诉王室内部的野心家们：王位上的那个人，如果德不配位，是会带大家一起倒霉的。这种心理上的微妙变化，比任何军事失败都更具腐蚀性。
雍己之后，即位的太戊（雍己之弟），将面临一个更加棘手的烂摊子。朝堂不稳，诸侯离心，甚至可能天灾频仍（后世附会说太戊时“祥桑枯”）。是眼睁睁看着“殷道衰”一路滑向深渊，还是能力挽狂澜？太戊肩上的担子，陡然重了千钧。而历史即将展示，一场近乎亡国的危机，正在步步紧逼。那个关于“中兴”的故事，即将在极度黯淡的背景下，拉开它惊心动魄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