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昊天奖”的荣耀与激励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在士林与工巧阶层激起了层层涟漪。
然而，帝国的根基，在于亿兆黎民。再精妙的格物之学，再锋利的刀剑甲胄，若没有清明的吏治与百姓对法度的知悉与信服，便如同沙上筑塔，难以持久。
赵构深谙此理，在励精图治、整军经武的同时，他从未放松对内政治理的深耕，尤其是最基层、也最容易被忽略的——乡村的法治与教化。
绍兴三十六年初春，细雨霏霏，润物无声。
在江南西路吉州庐陵县（今江西吉安）的一个普通村落——“仁厚里”，一场别开生面的“《宋刑统》下乡宣讲会”正在进行。
地点就在村口的“社祠”前，一片稍微平整的晒谷场上。
没有高堂明镜，没有惊堂木，只有县里派来的“宣法博士”——一位面容和善、口齿清晰的中年书吏周文，以及陪同的里正、耆老。
听众是扶老携幼、放下农活赶来的数百村民，他们有的蹲着，有的坐着小凳，有的干脆坐在石磙上，好奇而又略带敬畏地望着前方临时搭起的简陋木台。
周文没有穿官服，只是一身干净的青布直裰。
他先向供奉着土地神的神龛方向拱了拱手，又对里正、耆老行礼，这才站到台前，清了清嗓子，用带着本地口音的官话（已尽量通俗）开场：
“各位乡邻父老！今日雨歇，耽误大家些许工夫。鄙人周文，奉县尊老爷之命，来与各位说说咱们大宋的王法——《宋刑统》。这可不是来拿人、问罪的，是来给大家讲道理、避祸事的！”
开场白轻松亲切，让紧张的村民们稍稍放松。
周文接着道：“或许有乡亲要问：‘俺们种田的，晓得王法作甚？那是官老爷、讼师爷们的事。’此言差矣！
王法，就像咱田里的水渠，定下了规矩，水才能顺着流，不乱冲，庄稼才有收成。咱们过日子，也是这个理。
懂了法，才知道啥能做，啥不能做；遇了事，才知道该咋办，不吃亏，不惹祸。
这是朝廷、是官家，体恤咱们小民，怕咱们糊里糊涂犯了法，或者被人欺了不知道咋办，特意让我们下来说道说道。”
比喻贴切，语言朴实，村民们纷纷点头，交头接耳：“是这个理。”“官家想得周到。”
周文见气氛活跃了些，便开始切入正题。
他不用艰深的律文，而是选取了与村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案例，用“说故事”的方式来讲法：
“比方说，张家的牛，吃了李家的秧苗。这事，咋办？按《刑统》，这叫‘畜产抵踏食官私田苗’。
不是说牛吃了几口，就要把牛宰了赔。得看损失多少。
损失少的，赔青苗钱就行。损失多的，或者故意纵放牲口的，那就得多赔，还得挨板子。
所以啊，家里有牲口的，可得看管好，别因小失大。
李家的，也别一见牛吃苗，就上去把牛打死，那可就是你的不是了，得赔牛钱！”
台下响起一片会意的笑声和议论声。
“再比如，王五借了赵六三贯钱，说好一年还，立了字据。
到期了，王五不还，赵六该咋办？是带人去抢他家东西抵债，还是揍他一顿？”
周文停下来，看着大家。有人喊：“告官去！”
也有人小声说：“抢了再说……”
“对！告官！”
周文提高声音，“《刑统》说了，这叫‘负债违契不偿’。
债主不能自己动手抢，打人更不行！得去县衙，递上字据，请青天老爷断。
官府会派人去查，属实，就判王五还钱，还要加利息。
如果王五实在没钱，官府会让他‘以身代役’，就是干活抵债。
你自己去抢去打，有理也变没理，搞不好自己还得吃官司！所以啊，借钱要立字据，讨债要走公堂！”
这番话说到了许多人的心坎里，村里借贷纠纷不少，常因处理不当酿成祸事。
接着，周文又讲了田土边界纠纷、婚姻嫁娶律条、盗窃伤害处置、见义勇为免责等常见问题。
他语言生动，举例鲜活，将枯燥的律条化作一个个身边可能发生的故事。
讲到“同居相为隐”（亲属可互相隐瞒罪行，除了谋反等重罪），他解释这是“敦睦人伦”；讲到“老幼笃疾犯罪可上请减刑”，他强调这是“恤老怜幼”的仁政；讲到“诬告反坐”，他严肃警告“切莫因私愤而妄告，害人终害己”。
“最后，再说一件顶顶要紧的事！”
周文神色变得格外郑重，“咱们大宋的《刑统》，是有‘登闻鼓’的！
哪些事告到官府，官府必须管？杀人、放火、强盗、略人（拐卖）、官府受赇（受贿）、枉法……这些，都是！
你去告，官府若不受理，或者拖延不办，你可以去上一级衙门‘越诉’！
甚至可以去敲‘登闻鼓’！朝廷是给咱们小民做主的！
但有一条，不能诬告！查实了是诬告，那可是反坐，告人什么罪，自己就得挨什么罚！”
“还有，咱们县里，现在有了‘讼学所’（类似法律援助或咨询点），就在县衙旁边。
有啥弄不明白的，或者觉得冤枉，又请不起讼师的，可以去那里问问。
那里的先生，会帮你看状子，说道理，不收钱！这也是朝廷的恩典！”
一个多时辰的宣讲，周文讲得口干舌燥，村民们听得聚精会神，时而点头，时而议论，时而恍然大悟。
宣讲结束，周文还留出时间，让村民提问。
有老人问子孙不孝怎么办，有妇人问丈夫无故休妻是否合法，有年轻人问与人斗殴致伤如何判罚……周文都一一耐心解答，引用的都是《宋刑统》里的条文，但说得通俗易懂。
日头偏西，宣讲会结束。
村民们三三两两散去，嘴里还议论着刚才听到的“新讲究”。
里正和耆老陪着周文往回走，里正感慨道：“周博士这番讲下来，比咱们说破嘴皮子都管用。
往后村里再有啥争执，怕是能少动不少拳脚，多去想想王法了。”
周文擦擦汗，笑道：“正是此意。
让百姓知法，不是让他们怕法，而是让他们懂得用法来保护自己，也约束自己。
人人守法，这乡里才能和睦，官家才省心，咱们这些当差的，也才轻省不是？”
“《宋刑统》下乡宣讲”，是赵构“明法度，厚风俗”治国方略的重要一环。
他深知，法律若只停留在庙堂之高、案牍之上，对绝大多数目不识丁的百姓而言，不过是遥不可及的具文，甚至可能沦为胥吏欺压乡里的工具。
普法，是让法律从纸面走向生活，从威慑走向信仰的关键一步。
为此，朝廷专门从各州县抽调通晓律例、口才便给的书吏、退职官员、乃至品行端正的生员，经过短期培训，组成“宣法博士”队伍，分赴各乡、各里、各社，进行巡回宣讲。
宣讲内容经过精心编排，摒弃晦涩的律文，聚焦百姓日常生活中最可能遇到的田宅、钱债、婚姻、继承、斗殴、盗窃等法律问题，用本地白话、鲜活案例、通俗比喻进行讲解。
印制了大量图文并茂的普法小册子、挂图（如《刑统便民图说》），张贴于村社祠堂、路口茶棚、集市要道。
甚至编排成短剧、鼓词、评话，由官办的“劝善伶人”在乡间演出，寓教于乐。
效果是潜移默化而深远的。
以往，乡村纠纷多依“乡规民约”或宗族势力解决，“官府”是遥远而令人畏惧的存在。
如今，百姓开始知道，“王法”并非与自己无关，“打官司”也未必就是丢人现眼、倾家荡产。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的道理，“田产交易需立契，中人画押不可少”的规矩，“遇事莫私斗，告官讨公道”的途径，逐渐深入人心。
虽然完全依赖法律解决所有纠纷尚不现实，但法律作为一种解决矛盾的选项、评判是非的标尺，其权威性在基层社会显着提升。
对胥吏豪强形成了一定制约。
百姓懂法，欺压盘剥的成本和风险就增加了。
虽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痼疾难除，但至少多了一层监督的可能。
更重要的是，它强化了国家政权在基层的存在感和权威性。
当“官家派来的博士”坐在村口，用乡音讲解“官家的法度”时，皇权与律法的形象，不再是冰冷的诏令和案牍，而是变得具体、可感、甚至带有一丝温度。
这有助于培养民众对朝廷的认同和敬畏，减少因“法盲”而导致的恶性案件和民变，提升社会整体的稳定性和治理效率。
当然，阻力也显而易见。
一些地方豪强、讼棍不满于既得利益受损，暗中阻挠；部分胥吏觉得普法削弱了其“解释权”和寻租空间，阳奉阴违；很多百姓仍对“见官”心存畏惧，习惯“私了”。
但朝廷的决心是坚定的。
将“普法成效”纳入地方官考课，对阻挠宣讲者严惩不贷，持续投入资源，使得这项工作得以稳步推进。
“仁厚里”的宣讲，只是帝国庞大普法网络中的一个微小节点。
从东海之滨到巴山蜀水，从江南水乡到中原新复之地，成千上万个“周文”在奔走，在宣讲。
他们将《宋刑统》的精神，化作春雨，润物无声地渗入帝国的最末梢，夯实着这个王朝的法治根基与社会稳定的最广泛基础。
当外部的风暴来临时，一个内部相对公平、有序、知法守法的社会，无疑将拥有更强的凝聚力与韧性。
这，或许比任何坚城利炮，都更为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