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张学良还在指望英美那些“文明人”，能在日内瓦的会议桌上，替他“主持公道”的时候，咱们得把镜头拉远一点，看看当时中国的最高领导人，蒋介石，在干什么。
蒋委员长此时不在首都南京。他在一艘长江上的军舰上，正逆流而上，前往江西南昌。干嘛呢？剿共。
在蒋先生的账本里，当时有两笔账，一笔是“外债”，就是虎视眈眈的日本；一笔是“内债”，就是盘踞在南方的共产党和各地不听话的军阀。
咱们得替蒋先生算算这笔账。当时他这个“中华民国董事长”，当得有多难。全国的税收，他能稳稳收上来的，也就江浙沪那几个富裕省份。其他地方，山西有阎锡山，广西有李宗仁、白崇禧，云南有龙云，广东有陈济棠……个个都是土皇帝，中央的命令，人家高兴了就听听，不高兴，那就是一张废纸。他蒋介-石，名义上是全国领袖，实际上更像是一个实力最强的“盟主”，手下是一群桀骜不驯、各怀鬼胎的“诸侯”。
他的军队，号称中央军，可大部分的钱，都得拿去供养这些“亲儿子”，还得时不时敲打那些不听话的“干儿子”。
他的算盘是这么打的：日本是皮肤病（癣疥之疾），看着吓人，但一时半会儿要不了命。**就像一个人身上长了癣，虽然难看，但还能走路吃饭。**共产党和军阀是心脏病（心腹之-患），不根治，随时都会猝死。所以，必须先把内部摆平了，拧成一股绳，才能攒够本钱，去跟日本人打一场全面的国战。
这个想法，叫“攘外必先安内”。从一个国家领袖的角度看，似乎很有道理。先统一内部，再抵御外敌，历史上很多强国都是这么干的。
但问题是，日本人没给他这个时间。日本人，就像那个长了癣的病人身上的一个恶性肿瘤，你以为它只是皮肤病，它却在悄无声息地癌变，准备要你的命。
当东北沦陷的电报送到他军舰上的时候，蒋介石的第一反应和张学良差不多：又是局部挑衅，先忍着，去国联告状，让洋人来调停。他甚至觉得，这可能是张学-良在故意夸大其词，想向中央多要些军饷。这种军阀之间的猜忌，已经深入骨髓。
于是，一个在北平看戏，一个在江西剿共，两个当时中国最有权势的人，在那个决定命运的夜晚，做出了同一个选择。
他们都以为这只是一场小规模的摩擦，却不知道，关东军那帮“下克上”的疯子，这次是玩真的。他们就像一群输红了眼的赌徒，把整个日本的国运都押了上去，赌的就是你中国不敢还手，赌的就是你内部四分五-裂。
他们赌赢了。
一夜之间，奉天沦陷。
几天之内，辽宁、吉林失守。
半年之内，整个东三省，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黑土地，相当于日本本土的三倍，就这么没了。没有一场像样的抵抗，没有一场惊天动地的决战，就像冰雪消融于暖阳，无声无息，却又无可挽回。
那年冬天，东北的雪下得特别大，特别厚，仿佛要用这无边的洁白，去掩盖这片黑土地上所有的枪声、血迹和耻辱。
那个想回家娶翠儿的小哨兵李二牛，再也没能回到他的家。他和成千上万的弟兄们，有的死在了混乱中，有的则屈辱地放下了武器，跟着大部队，一步三回头地，撤进了山海关。
他们走的时候，东北的父老乡亲，就站在路边，默默地看着他们。没有人咒骂，也没有人鼓励，只有一种，比冰雪还要冷的，失望的眼神。那眼神，像一根根针，扎在每一个东北军士兵的心上。
李二牛看见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手里端着一碗还冒着热气的饺子，想递给一个士兵，可手伸到一半，又缩了回去，眼泪，吧嗒吧嗒地掉进了碗里。
他们不再是东北军，他们成了“逃兵”，成了“亡国奴”，背上了一辈子都洗刷不掉的骂名。他们的军装，看起来还是那么笔挺，可他们的脊梁骨，却被抽走了。
从那一刻起，“东北”，不再是一个地理名词。它成了一道刻在中国人心上的伤疤，一道长达十四年、流血不止的伤疤。
当最后一批东北军撤入关内，当山海关厚重的大门，在他们身后缓缓关闭时，天空中，又飘起了漫天的大雪。
雪，落在关外那片已经插上太阳旗的黑土上，也落在关内这些无家可归的士兵们迷茫的脸上。
雪落无声，但一个声音，却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底响起：
这个国，要亡了吗？
而这，仅仅只是个开始。
长夜，降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