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武十二年的秋风，卷动着金黄的落叶，扫过益州成都的宫观檐角，也拂过荆州襄阳的江面涟漪。近一年的沉寂与观望之后，曾经因《占田课税令》而暗流汹涌的南方世家大族，终于不得不将那枚苦涩的果实，连皮带核地囫囵咽下。抵抗的念头，在曹仁不动如山的军镇、赵云银凤卫的凛然军威，以及朝廷毫不妥协的坚定意志面前，早已消磨殆尽。现实的铁律，远比意气用事更为冰冷和有效。
然而，这些传承数百年、深谙生存之道的家族，并未就此沉沦。他们在短暂的失意后，迅速将目光投向了另一条维系家族地位的路径——那便是朝廷大力推行的九品中正选官之法。
仔细研读章程，他们敏锐地发现，这“州评”与“学评”二途，其中确有可供世家发挥影响力的空间。“州评”一途，由各郡“小中正”品评，再经州中正核定。而这些中正官的人选，虽最终核定权收归司徒府，但其推举往往离不开地方名望与势力的影响。很快，益州、荆州、扬州的大姓子弟，或其姻亲故旧，便占据了大多数州郡中正的位置。由他们来品评本地人物，在撰写“品状”时，对知根知底的世家子弟，自然倾向于给予更积极的评价和更高的起点品级，“天才英博”、“器识明允”之类的评语，更多落在了那些自幼接受良好教育的世家子身上。
然而，这并非意味着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徇私滥评。朝廷定下的“连坐”之制，如同一柄利剑悬于头顶：若被举荐者入仕后，其才能、政绩明显与所获品评严重不符，不仅本人会被降品、罢黜，当初举荐他的中正官，乃至为其作保的退居官员，都要受到牵连，轻则罚俸、降级，重则免官、永不叙用。这使得中正官在品评时，尤其是面对那些才具平平的世家子弟时，不得不格外慎重，至少要确保其基本素质能够达到品级的最低要求，不敢轻易拿自己的前程去冒险。
更重要的是，“九品中正选官法”明确规定，所有经由此制评级、遴选登册之官员，无论其品第高低，初入仕途，必须从县令、县丞、郡曹等基层官职做起！ 这条规定，极大地压缩了“品状”与实际能力脱节的空间。一个被品评为“上上之才”的世家子，若被派到某个下县，却连基本的赋税都催收不力，狱讼都处理不清，那么其“上上”的品评立刻就会显得荒谬可笑，不仅本人政绩考核难看，更容易引来御史台的关注，进而追溯中正官的责任。基层的磨砺，如同一块试金石，政绩和才干一目了然，任何过度的吹捧或刻意的打压，都将在实践的检验下原形毕露。
相比之下，“学评”一路，因依托于朝廷直管的州书院，其院长、博士多为朝廷任命，考核相对独立严格，对学子家世背景的考量权重较低，确为寒门乃至平民中的真正佼佼者提供了一条相对公平的上升通道。虽然书院规模有限，能提供的名额少于“州评”，但这些通过严格考核脱颖而出的学子，往往基础扎实，能力出众，一旦进入仕途，其发展后劲不容小觑。
看清了这其中的机遇与限制，南方世家迅速调整策略，效仿北方，将家族未来的重心，放在了扎实培养符合品评标准、并能经得起实践检验的子弟之上。
“土地少了，但书香不能断！只要族中子弟能不断跻身仕途，何愁家门不兴？”这成了许多世家家主训诫族人的口头禅。家族藏书被重新整理，不惜重金延请各地名儒入府授课，族学规模空前扩大，考核也更为严厉。年轻子弟们被寄予厚望，日夜埋首于经史子集，兼习时务策论，只为能在未来的州评中获得上佳品第，或在书院学评中脱颖而出。
除了在仕途上奋力攀爬，精明的世家们也并未放弃对财富的追求，只是转换了战场。
荆州，水网密布，舟楫往来本就是世代相传的营生。蔡、蒯等大族，本就拥有庞大的船队和熟练的水手。以往这些力量多用于控制境内水系，如今则顺势转向了利润更为丰厚的长途贸易。巨大的楼船满载着荆襄的漆器、木材、稻米，出长江，入东海，北上青徐，南下交广，甚至敢于沿着新辟的航线，冒险前往未知地域进行试探性贸易。江风海涛之间，荆楚世家的财富以另一种形式迅速积累。
益州的情况则更为独特。盆地闭塞，陆路艰难，但天府之国的物产，尤其是美轮美奂的蜀锦，乃是天下翘楚。刺史审配，这位以刚直和干练着称的元从重臣，看准了这一点，大力扶持官营和民间织锦工坊，并利用朝廷新近打通的交通网络，为蜀锦寻找销路。一条路线是“东出”，锦缎顺长江而下，销往荆州、扬州，乃至通过海路辐射更远；另一条则是“北上西行”，组织大型商队，将蜀锦运往关中、雍凉，再沿着重新畅通的丝绸之路，远销西域诸国。一时间，“蜀锦之利，甲于天下”。然而，这繁荣的背后，是无数纤夫的血汗。逆流而上的货船，需要依靠人力在险峻的江岸拉纤前行，号子声悲壮苍凉，纤夫们赤膊弓背，绳索深深勒入肩肉，每一步都踏在生死边缘。这新兴职业的辛酸，为益州的商业繁荣蒙上了一层沉重的阴影。
扬州，在经历了最初的抵触与孙坚的强力弹压后，顾、陆、朱、张等本地巨族最终选择了默认。他们清楚地认识到，在朝廷强大的军政实力和日益严密的经济控制下，顽抗只会自取灭亡。度田检籍与占田课税得以较为顺利地推行。这些家族同样将重心转向子弟教育，并凭借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濒海的地理优势，积极参与市舶司主导的海贸，或在长江沿岸经营货栈，势头虽不及荆州迅猛，却也稳扎稳打。
至于最南端的交州，在士燮彻底归顺后，度田检籍与占田课税令的推行几乎未遇任何阻力。朝廷海军的定期巡航和贸易船队的频繁往来，使得交州与中央的联系空前紧密，再也无法回到过去那种半独立的状态。
至此，虽历经波折，但是在章武十二年的秋季，大汉帝国全境，从北疆大漠到南海之滨，从东海波涛到西域戈壁，终于在政令、军令、经济与选官制度上，真正统一步调，全面接受了邺城朝廷的统治。表面的顺从之下，是各方势力在新的规则下的重新定位与激烈竞争。旧的割据壁垒被打破，新的阶层流动通道在开启与限制中并存，商业的活力与原始的剥削交织……一个更加复杂、也更具活力的统一帝国，正沿着它既定的轨道，轰然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