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克卢宫的尘埃尚未落定，法兰西的权力版图已被重新绘制。
当夜，在刺刀的威逼之下，一群惊魂未定的议员们聚在一起，通过了成立临时执政府的法令。西哀士和罗歇-迪科被任命为第二、第三执政，但他们都清楚，自己不过是装点门面的配角。
真正的权力，属于站在他们中间，神情冷峻的第一执政——拿破仑·波拿巴。
第二天，当拿破仑第一次以第一执政的身份走进卢森堡宫的办公室时，他发现西哀士早已等候在此。这位老谋深算的政客，脸上带着一丝自信的微笑，他的桌上，放着一份厚厚的宪法草案。
“执政官阁下，”西哀士开门见山，“这是我为我们新政府构想的宪法框架。我认为，第一执政应该是国家的象征，拥有崇高的荣誉，但实际权力应掌握在立法机构和由选举产生的‘护法元老院’手中。这样，我们才能建立一个真正稳定、理性的共和国。”
他试图将拿破仑变成一个戴王冠的傀儡，一个国家的吉祥物。
拿破仑没有去看那份草案，他只是走到窗边，看着窗外巴黎的街景。
“西哀士公民，您的理论非常完美，像一件精雕细琢的艺术品。”他的声音很平静，“但法兰西现在需要的不是艺术品，而是一把手术刀。她病了，病得很重，需要一位医生，果断地切除她的腐肉，而不是一群护士围着她，讨论病情。”
他转过身，目光如炬。
“人民需要什么？他们不需要无休止的辩论，他们需要面包。他们不需要空洞的口号，他们需要秩序。他们不需要一个五人委员会互相扯皮，他们需要一个声音，一个意志，一个能带领他们走出泥潭的领袖。”
他走到西哀士面前，拿起那份草案，然后，轻蔑地将它撕成了两半。
“宪法不是用来束缚我的，而是用来赋予我权力的。”他一字一句地说，“我将亲自起草一部新宪法。一部属于法兰西，也属于我的宪法。”
西哀士脸上的笑容彻底凝固了。他这才意识到，他以为自己在驱使一头雄狮，但实际上，他只是站在了雄狮奔向王座的路径上。
接下来的几周，拿破仑展现出了令人惊叹的精力与才华。
他不再是那个雷厉风行的将军，而变成了一个无所不在的独裁者。他上午召集经济会议，整顿税收，稳定货币；下午与法学家们探讨法典编纂，为现代民法典奠定基础；晚上，他则在地图前研究，如何重组军队，抵御来自欧洲各国的威胁。
他睡得很少，吃得很少，仿佛他的身体只是一个驱动他那庞大意志的机器。
他亲手起草的《共和八年宪法》很快问世。这部宪法条文精炼，逻辑清晰，却将所有核心权力都牢牢地捆绑在了第一执政身上。
第一执政拥有法律创制权、军队最高指挥权、行政官员任命权。他可以任命参政院的成员，而参政院负责解释法律。他可以解散议会，而议员们却无权质疑他的行为。
这部宪法，用共和之名，行独裁之实。它是一件完美的艺术品，一件为拿破仑量身定做的权力龙袍。
为了让这件龙袍穿得更加名正言顺，拿破仑下令，将新宪法付诸全民公投。
塔列朗和富歇这两位操控民意的大师，立刻行动起来。报纸上充斥着对拿破仑的赞美，将他从“马伦戈英雄”塑造成了“法兰西的救世主”。各地的行政长官，在军队的“协助”下，挨家挨户地“劝说”公民投下赞成票。
投票的结果，毫无悬念。
1799年12月，官方公布了公投结果：超过三百万票赞成，仅有不到两千票反对。
支持率，高达99.9%。
这个数字，连同那部宪法，构成了拿破仑权力最坚固的基石。他不是靠政变夺权的僭主，他是人民以压倒性多数选出的合法领袖。
1800年1月1日，巴黎。
新世纪的第一个黎明，拿破仑以法兰西第一执政的身份，在杜伊勒里宫举行了盛大的新年招待会。
他身穿一身简约而威严的黑色礼服，胸前佩戴着荣誉勋章，站在王座般的大厅中央。曾经督政官们举办过的、浮华而混乱的舞会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庄严肃穆的仪式。
巴黎的权贵、将军、学者、商人们，排着队，依次向他躬身行礼。他们不再是平等的“公民”，而是新秩序下的臣属。
拿破仑接受着他们的朝拜，脸上没有一丝喜悦，只有一种近乎冷酷的平静。
他看着眼前一张张谄媚或敬畏的脸，心中想的却是另一件事。他想起在埃及的沙漠里，仰望星空时的遐想；想起在马伦戈的炮火中，几乎万念俱灰的瞬间；想起在圣克卢宫，被议员们围攻时的狼狈。
一切都过去了。
如今，他站在了法兰西权力的顶点。雾月十八日的阴影已经散去，执政府的铁腕已经铸成。
但对他而言，这一切，仅仅是一个开始。
他举起酒杯，对着满堂宾客与法兰西的未来，以一道只有自己能听见的低语宣告：
“法兰西，我将带你走向荣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