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童年的第一个玩具,是父亲用旧罐头盒和凸透镜做的望远镜。
那是个笨拙的装置,锡皮边缘甚至有些扎手。但当我把眼睛凑上去,对准被瓦檐切割成方块的夜空时,一个全新的世界在镜片那端炸开。原本模糊的光点骤然清晰,有的泛着清冷的蓝白,有的透着温润的黄,像被谁不经意间撒在天鹅绒上的碎钻。父亲粗糙的手指调节着焦距,声音在夏夜的虫鸣里显得格外低沉:“看,那颗最亮的是木星,旁边四个小点是它的月亮。”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星星不只有亮度区别,它们有名字,有家族,甚至有自己的月亮。一种前所未有的震撼攫住了我,七岁的我还不懂什么叫宇宙尺度,只觉得胸口被某种浩瀚的东西填满,胀得发痛。
从那天起,我家平房的水泥屋顶成了我的专属观测台。我趴在被白昼晒得发烫的水泥板上,捧着那架简陋的望远镜,对照着父亲手绘的星图,一颗一颗地辨认。我认识了带领大熊星座寻找方向的北斗七星,认识了隔河相望的牛郎织女,也认识了那个总爱背着弓箭追逐猎物的猎人奥赖温。
邻居孩子们在玩跳房子、捉迷藏的傍晚,我总是在屋顶上,直到母亲喊我吃饭的声音带着明显的恼怒。她不能理解我对这些“遥不可及的光点”的痴迷,在她看来,这远不如背诵一首唐诗来得实际。“看那些有什么用?”她常常这样问,而我总是哑口无言。是的,它们不能提高我的数学成绩,不能让我在亲戚面前表演节目,它们只是在那里,沉默地闪烁。
但我就是无法移开目光。
小学五年级,我用整个暑假捡废品、帮邻居送报纸攒下的钱,在旧货市场换回一架真正的、 albeit 陈旧的双筒望远镜。它的镜片有划痕,调焦旋钮有些松动,但当我用它看向银河时,那片朦胧的光带瞬间分解成无数细碎的星点,像谁打翻了一整瓶银粉。我激动得一夜未眠。
初中,我开始在论坛上活跃。我给自己取名“星尘”,在“天际之城”的天文版块里,我从怯生生地提问,到能准确回答关于星等、赤道仪使用的问题。在那里,没有人问我“看星星有什么用”,我们分享着同一片星空下各自的发现与感动。我认识了Id叫“老猫”的资深爱好者,他教我如何拍摄星轨;还有“巡天者”,他总能精准预测流星雨的最佳观测时机。
高中毕业那年,父亲送我的礼物是一台入门级的天文望远镜。包装盒很沉,他帮我搬到屋顶,沉默地看着我组装。当我终于调好焦距,土星带着它那清晰可见的光环撞入视野时,我忍不住惊呼出声。父亲在我身后,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只说了一句:“好好看。”
那一刻,我明白他是懂的。他或许从未说出口,但他用那个罐头盒望远镜,为我推开了一扇通往无垠宇宙的窗。而母亲,虽然依旧唠叨,却也开始在深夜,为我端上一杯温热的牛奶。
填报大学志愿时,我所有的选择都围绕着“天文学”或“天体物理”。班主任看着我的成绩单,委婉地提醒我这些专业就业面窄。我点点头,然后在那栏里,填上了内心唯一的目标。
我知道,追逐星星的路或许清冷,但当我仰头望向那片深沉的夜幕,看见亿万年前发出的光芒此刻正温柔地落在我眼底时,我便知道,这是我无法抗拒的宿命。那粒在童年夜空中被点燃的星子,早已在我心中燎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