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琉收到苏晓棠的来信时，“无名英雄”系列报道已经刊登了三篇。信封是牛皮纸做的，边角有些磨损，上面的字迹娟秀，还带着淡淡的墨香——不像打印的信件，倒像是特意用毛笔写的。她拆开信封，里面是两张泛黄的信纸，还有一张小小的黑白照片，照片上的女人梳着齐耳短发，穿着浅蓝色的列宁装，站在一间土坯房教室前，身边围着十几个穿着补丁衣服的孩子，笑容干净得像山间的溪水。
“秦琉姐姐您好，”信的开头这样写，“我叫苏晓棠，是苏杏的侄女。我在报纸上看到您写的方影和林铁生的故事，想起了我的姑姑——她是1954年清溪村的乡村教师，1956年夏天为了护送学生回家，被山洪冲走了。可这么多年，我们连她的一张完整档案都找不到，村里的老人说，她当年连块墓碑都没立，就埋在村后的山坡上……”
秦琉握着照片，指尖轻轻拂过女人的脸庞。照片上的苏杏看起来不过二十出头，眼神里带着一股温柔的坚定，和方影的爽朗、林铁生的憨厚不同，她的身上有种知识分子特有的细腻——领口的纽扣扣得整整齐齐，袖口卷到小臂，露出的手腕上戴着一块旧手表，想来是特意为了给学生上课看时间准备的。
“清溪村……”秦琉翻开地图，在重庆郊区的角落里找到了这个名字。村子在嘉陵江支流旁，周围全是山区，当年的交通想必十分不便。她想起之前采访时，老人们说过“建国初期的乡村教师，就是孩子们的引路人”，苏杏能在那样艰苦的环境里坚持任教，最后为了学生牺牲，这份勇气和责任，和方影、林铁生一样，都该被记住。
第二天一早，秦琉带着苏晓棠的信和照片，去了档案馆。老张正在整理1950年代的教育档案，看到照片上的苏杏，忽然“呀”了一声：“这个姑娘，我好像有印象！去年整理‘乡村教育遗留档案’时，我见过一张类似的照片，就在那个贴着‘清溪村’标签的档案盒里。”
他转身从货架深处搬出一个落满灰尘的档案盒，盒子上的标签已经褪色，只能勉强看清“清溪村 1954-1956 教育记录”。秦琉赶紧打开盒子，里面只有几页薄薄的纸：一张清溪村小学的成立批复，上面写着“负责人：苏杏”；一份1955年的学生名册，苏杏的名字被写在“教师”栏，后面跟着一个模糊的手印；还有一张残缺的工资条，金额是每月十八元，签名处被水浸过，只剩下“苏”字的一半。
“就这些？”秦琉皱起眉头，“没有她的籍贯、牺牲记录吗？”
老张摇摇头，叹了口气：“当年乡村档案管理特别乱，尤其是偏远山村，很多记录都是手写的，遇到山洪、火灾，很容易丢失。清溪村1956年夏天确实发过一次大洪水，村里的小学都被冲垮了，苏杏的档案说不定就是那时候没的。”
秦琉拿着那几页纸，心里有些失落。但她想起方影的工作证、林铁生的笔记本，都是从细微的线索里找到真相的，苏杏的故事，一定也藏在某个地方。她给苏晓棠打了个电话，告诉她档案的情况，还问了清溪村的具体地址和当年可能认识苏杏的人。
“我奶奶说，当年姑姑有个学生叫陈建国，现在还住在清溪村，”苏晓棠在电话里说，“他当年是姑姑最喜欢的学生，姑姑走后，他还经常去山坡上给姑姑烧纸。我奶奶年纪大了，走不动了，要是您去村里，我可以跟您一起去，帮您打听。”
秦琉欣然同意。周末的时候，她和苏晓棠在汽车站汇合。苏晓棠比秦琉想象中年轻，才二十出头，眼睛和照片上的苏杏很像，都带着一股清澈的劲儿。“我从来没见过姑姑，”路上，苏晓棠拿出一个旧布包，里面装着苏杏留下的唯一一件东西——一本泛黄的《新华字典》，“这是姑姑走后，村里的人送到我家的，字典里夹着她写的几句诗，我奶奶一直珍藏着。”
秦琉接过字典，翻开扉页，上面是苏杏的字迹：“教育是山里的光，要让每个孩子都能看见。”字迹娟秀，却透着一股力量。再往后翻，在“山”字和“水”字之间，夹着一张小小的纸条，上面写着：“明天教孩子们写‘家’字，要告诉他们，有书读的地方，就是家。”
车子在山路上颠簸了两个多小时，终于到了清溪村。村子比秦琉想象中更安静，大多数房子还是土坯房，只有村口的几栋新楼显得有些突兀。村口的老槐树下，坐着几位晒太阳的老人，苏晓棠走过去，拿出苏杏的照片：“爷爷奶奶，你们认识照片上的苏杏老师吗？”
一位拄着拐杖的老人接过照片，眯着眼睛看了半天，忽然红了眼眶：“这是苏老师啊……我们怎么会不认识！她是我们村第一个女老师，当年为了送娃娃们回家，被洪水冲走了……”
老人叫陈老根，就是苏晓棠提到的陈建国的父亲。他告诉秦琉，1956年夏天，清溪村连下了三天暴雨，嘉陵江支流涨水，冲垮了村里的小桥。苏杏担心住在河对岸的五个学生晚上回家有危险，非要送他们过河。“我当时劝她，等雨停了再送，可她却说‘娃娃们的爹娘在等他们，不能让他们害怕’，”陈老根的声音带着哭腔，“结果走到河中间，洪水突然涨了，她把五个娃娃都推到了岸边的石头上，自己却被洪水卷走了……”
秦琉的心像被什么东西揪紧了。她能想象出当时的场景：暴雨倾盆，河水湍急，苏杏牵着孩子们的手，在齐腰深的水里艰难地走，最后为了保护孩子，选择了牺牲自己。这样的勇气，和方影冒雪报信、林铁生舍身救工友一样，都是最动人的英雄主义。
陈老根带着秦琉和苏晓棠去了当年的清溪村小学遗址。现在那里已经变成了一片菜地，只有一块刻着“清溪村小学 1954”的石头还留在原地。“苏老师当年就在这栋土坯房里上课，”陈老根指着菜地中间，“里面只有一块黑板，几张破桌子，她自己带了课本，还把家里寄来的钱，都用来给娃娃们买纸笔了。”
这时，一个穿着中山装的老人走了过来，手里拿着一个旧布包。陈老根介绍说，这就是陈建国，当年苏杏护送的学生之一。“苏老师对我最好，”陈建国打开布包，里面是一本破旧的作业本，上面的字迹歪歪扭扭，批改的痕迹却很工整，“这是我当年的作业本，苏老师每次批改都很认真，还在后面写鼓励我的话。她走后，我把这本作业本藏了起来，藏了六十年。”
秦琉接过作业本，翻到最后一页，看到苏杏的批语：“建国，你写的‘山’字很有力量，以后要做个像山一样坚强的人，保护身边的人。”字迹已经褪色，却依旧能看出当年的温柔。陈建国擦了擦眼泪：“我一直记着苏老师的话，后来当了村里的支书，修了桥，修了新学校，就是想让娃娃们不用再走危险的路，不用再像苏老师当年那样担心。”
从清溪村回来后，秦琉开始整理苏杏的线索：苏晓棠提供的《新华字典》和照片，档案馆找到的批复和名册，陈老根和陈建国的证词，还有陈建国的作业本。这些证据虽然零散，却足以还原苏杏的故事——她从江南来（苏晓棠说苏杏的父母是宜兴的教师，她是跟着父母的工作调动来重庆的），主动申请去最偏远的清溪村任教，两年里，她用自己的工资给学生买纸笔，用自己的知识照亮山里孩子的路，最后为了保护学生，牺牲在山洪里。
可这样的英雄，为什么会被遗忘？陈建国的话给出了答案：“当年村里穷，没人懂怎么记录这些事，苏老师走后，大家只想着把她埋在村后的山坡上，连块像样的碑都没立。后来村里的老人一个个走了，知道苏老师故事的人就越来越少了。”
秦琉把这些证据整理好，提交给了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和方影、林铁生一样，工作人员很快就启动了审核程序。“苏杏老师的事迹很感人，”工作人员对秦琉说，“乡村教师是建国初期基层教育的基石，她们的贡献不该被忽略。我们会尽快完成审核，给苏老师一个应有的名分。”
在等待审核的日子里，秦琉和苏晓棠一起去了清溪村，和村民们商量为苏杏立碑的事。村民们都很积极，陈建国带头捐了钱，村里的年轻人主动提出要帮忙修建墓碑，还有当年的学生，虽然大多已经老去，却都表示要亲自来参加立碑仪式。
“苏老师当年为我们付出了那么多，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让她的名字被更多人知道，”陈建国说，“以后村里的娃娃们上学，我要给他们讲苏老师的故事，让他们知道，曾经有位老师，用生命保护过我们。”
一周后，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传来消息，苏杏被追授“烈士”称号，证书会尽快寄到苏晓棠手里。苏晓棠收到证书那天，特意给秦琉寄了一张照片——她拿着证书，站在苏杏的《新华字典》旁，笑容里带着释然和骄傲。信里说，她奶奶看到证书时，哭了很久，说“杏儿终于被认了，终于不用再委屈了”。
《山城晚报》“无名英雄”系列的第四篇报道《清溪村的苏老师：讲台后的微光》刊登后，引起了更多人的关注。很多曾经的乡村教师或他们的家属，给报社打电话，分享自己或亲人的故事；还有不少读者表示，愿意捐款帮助那些被遗忘的英雄立碑、整理档案。
立碑那天，清溪村热闹得像过年。村口的老槐树下挂着横幅，上面写着“纪念苏杏烈士”；村里的小学放了假，孩子们手里拿着鲜花，站在路边迎接前来参加仪式的人。秦琉、苏晓棠、陈老根、陈建国，还有从城里赶来的报社同事、退役军人事务局的工作人员，都站在纪念碑前。
苏杏的纪念碑立在村后的山坡上，正对着当年的小学遗址。碑身是青灰色的大理石，正面刻着“烈士苏杏之墓”，下面写着“1932-1956，乡村教师，为护学生，牺牲于山洪”；背面刻着她写在《新华字典》扉页上的话：“教育是山里的光，要让每个孩子都能看见。”
苏晓棠站在碑前，手里拿着苏杏的《新华字典》，声音哽咽却坚定：“姑姑，今天有很多人来看你了。你当年教过的学生，现在都成了保护村子的人；你想让孩子们看见的光，现在照亮了整个清溪村。你再也不是孤单一个人了，我们都会记得你，记得你为我们做的一切。”
陈建国也走上前，把那本珍藏了六十年的作业本放在碑前：“苏老师，我没辜负你的期望，我成了像山一样坚强的人，保护了村里的娃娃们。以后，我们会把你的故事一代一代传下去，让更多人知道，清溪村有位伟大的苏老师。”
秦琉看着眼前的场景，忽然想起方影的纪念碑前的松针，林铁生的纪念碑前的矿场遗址，还有苏杏的纪念碑前的小学遗址——每一座纪念碑，都守护着一段故事，每一段故事，都藏着一份温暖的力量。这些力量汇聚在一起，就成了照亮历史的星火，让那些被遗忘的名字，重新回到阳光下。
离开清溪村时，陈建国送给秦琉一袋自己种的核桃：“这是苏老师当年最喜欢的果子，她说核桃补脑，想让我们多吃点，以后能考上大学，走出大山。现在我把它送给你，谢谢你帮苏老师找回名字。”
秦琉接过核桃，心里暖暖的。她知道，这袋核桃里，不仅有清溪村的心意，还有苏杏未完成的心愿——她想让孩子们走出大山，想让教育的光照亮更多地方。而现在，她的心愿，正在被更多人实现。
回到家后，秦琉收到了一个来自宜兴的包裹，是方玥寄来的。包裹里是一个小小的青瓷笔筒，上面刻着“星火相传”四个字。信里说，她听说了苏杏的故事，很感动，特意请陶瓷厂的师傅做了这个笔筒，送给秦琉：“小秦，你就像传递星火的人，把方影、林铁生、苏杏的故事告诉了更多人。这个笔筒，希望能陪你继续写下去，让更多无名英雄的名字，被永远记住。”
秦琉把青瓷笔筒放在书桌上，和方影的笔记本、林铁生的工牌、苏杏的《新华字典放在一起》。台灯的光洒在这些物品上，像是给它们镀上了一层温暖的光晕。她打开电脑，在“无名英雄”系列的文档里，写下了新的标题：《山里的光，永远不会灭》。
窗外的夜色渐浓，秦琉却没有丝毫睡意。她想起方影的笑容，林铁生的憨厚，苏杏的温柔；想起方玥的桂花，赵秀兰的眼泪，苏晓棠的释然；想起北坡的松树，矿场的遗址，清溪村的山坡……这些碎片，拼凑出了最动人的画面，也拼凑出了“铭记”的真正意义——不是记住一个名字，而是记住名字背后的精神，记住那些为了别人、为了这片土地，默默付出的人。
她知道，“无名英雄”系列的报道还会继续，还有很多像方影、林铁生、苏杏一样的人，等着被发现，等着被记住。而她，会带着这份责任，带着方玥的青瓷笔筒，带着所有支持她的人的心意，继续走下去——在历史的尘埃里寻找，在岁月的长河里传递，让每一束被遗忘的微光，都能汇聚成照亮未来的星火。
因为她始终相信，那些曾经照亮过别人的光，永远不会熄灭；那些曾经温暖过世界的人，永远不会被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