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一日，川南古蔺县境，白泥镇地区。
军团指挥部设在一处背风的土坡下，几块油布临时搭起棚顶。秋成裹着单薄的军衣，站在坡顶，目光越过晨雾，投向西南方连绵的群山。那里是扎西，是红军主力不久前经过并召开重要会议的地方，也是红八军团下一步必须抵达的汇合点。
黄苏和邓萍走到他身边。三人并肩而立，沉默地望着同一方向。
“总算过来了。”黄苏轻舒一口气，声音里带着连日紧绷后的疲惫，“上官云相这会儿，怕是在遵义城里跳脚骂娘呢。”
邓萍笑了笑，接口道：“他跳脚是肯定的。我们虚晃一枪拿下打鼓新场，又金蝉脱壳北上渡河，把他摆在那道‘铁闸’后面的几万人全晾着了。等他反应过来调兵北上，我们早进川南深山了。”
秋成没有笑。他收回目光，转身走回临时指挥部。简陋的木桌上摊着那张已经被翻得起了毛边的川南地图，上面用红蓝铅笔标注着密密麻麻的符号和箭头。
“川南不比黔北。”秋成手指点在地图上代表古蔺、叙永、扎西的几个点上，“这里山更高、林更密、路更险，民情也更复杂。地方军阀、地主武装、恶霸势力盘根错节。当地的游击队活动不易啊”
“你是担心，川南游击支队？”邓萍若有所思。
“不止是担心。”秋成抬起头，眼中闪过一丝决断，“我们要主动做点什么。主力红军匆匆路过，只能震慑一时。等我们走了，那些被打掉牙的恶霸、民团，只会变本加厉地报复老百姓，围剿留下的游击队。”
他手指在地图上从白泥镇向西划出三条弧线，分别指向不同的山谷和隘口：
“我打算分兵。”
“分兵？”黄苏微微皱眉。
“不是彻底分散，是三路纵队，齐头并进。”秋成解释，手指在那三条弧线上依次点过。
“三个团分成三个纵队，向扎西推进，我们指挥部跟中路纵队走。”
但秋成接下来的一句话，让黄苏和邓萍都抬起了头：
“各纵队在行军途中，还有一项核心任务：清除地方恶霸，打击反动民团，开仓放粮，发动群众。尤其是那些作恶多端、民愤极大的，要坚决铲除，没收浮财分给贫苦百姓。我们要在川南这片土地上，为坚持斗争的游击队同志们，尽量扫清一些障碍，多留下一点火种，多赢得一点民心。”
棚内安静了片刻。远处传来战士们的说笑声、炊事班锅碗碰撞的叮当声，与近处地图上那三条红色弧线形成奇特的对照。
“我明白了。”黄苏缓缓点头，脸上露出理解的微笑，“这不是单纯的军事行军，更是一场政治仗、民心仗。我们路过，不仅要走得过去，还要留下点什么。”
“正是。”秋成眼神坚定，“告诉各团，行动要迅猛，打击要精准，但政策要讲清楚。我们是红军，只打反动武装和恶霸地主，保护普通百姓和工商业者。缴获的粮食、财物，大部分分给当地‘干人’，小部分补充我们自己。扩红工作要跟上，但必须是自愿原则，绝不强拉。”
邓萍补充道：“还要注意情报收集。各纵队都要派出侦察分队，不仅要摸清沿途敌情、地形，还要留意打听有没有我党留下的伤员、游击队员、地下工作者，尽量取得联系。”
“对。”秋成一锤定音，“就这么办。午后出发。最终汇合点——扎西。”
命令迅速传达。午后，白泥镇外的山道上，红八军团一分为三，如同三把梳子，沿着不同的方向，缓缓梳理过川南的层峦叠嶂。
三路纵队，如同三股红色的暖流，在春寒料峭的川南山区间蜿蜒流淌。他们打击凶顽，救济贫苦，宣传革命道理。红军的口碑，随着他们的足迹，悄然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传播开来。
四月二十四日傍晚，滇东北扎西镇（现威信县城）。
夕阳的余晖给这个边陲小镇染上了一层温暖的金色。镇子不大，青石板路被连日雨水冲刷得干净发亮，木结构的房屋错落有致。中央红军主力离开已有多日，但空气中似乎还残留着那种紧张而又充满希望的气息。
红八军团司令部在镇西头一处相对宽敞的院子里安顿下来。电台天线从堂屋屋檐下伸出，滴答声重新响起。先期抵达的六十三团已经安排好了警戒和宿营。
秋成站在院子门口，望着陆续从不同方向归来的队伍。战士们虽然满身尘土、面露疲色，但眼神明亮，行列整齐，显然士气未堕。
“报告军团长！”六十二团的通讯员飞马而至，勒住气喘吁吁的战马，“我团已抵达镇北五里处，正在收拢部队，预计一小时内入镇！”
“好。”秋成点头。
几乎同时，南面山道上也出现了六十一团的旗帜。杨汉章走在队伍前列，远远看到秋成，加快脚步赶来。
“军团长！六十一团顺利归建！”杨汉章敬礼，脸上带着风霜之色，却笑容爽朗，“这一路，敲掉了三个民团窝点，缴获不多，但老百姓可是把咱们当菩萨了！”
秋成拍拍他的肩膀：“辛苦了。抓紧休整，让战士们吃饱睡好。”
三路纵队陆续抵达，扎西镇内外顿时热闹起来。炊烟袅袅升起，歌声此起彼伏。百姓们最初有些紧张地张望，但看到红军战士纪律严明、帮老乡挑水扫地，便渐渐围拢过来，好奇地打量着这支传说中的队伍。
军团部堂屋内，秋成、黄苏、邓萍刚碰头，还没来得及汇总各纵队情况，门外便传来了警卫战士的报告声：
“报告！外面有几个人，自称是‘川南游击支队’的，要求见首长！”
堂屋内三人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惊讶。
“快请进来！”秋成立刻道。
门帘掀开，走进来三个人。为首的是个中年汉子，四十岁上下，面庞黝黑消瘦，颧骨突出，一双眼睛却炯炯有神，透着长期在山林斗争中磨砺出的锐利和坚韧。他身上的灰色旧军装打着补丁，绑腿沾满泥浆，但风纪扣系得一丝不苟。身后两人年纪稍轻，同样精悍，警惕地打量着屋内环境。
中年汉子目光扫过秋成三人，最后落在秋成身上——或许是因为秋成站在中间，或许是因为那种自然而然流露出的指挥员气质。他上前一步，挺直腰板，抬手敬了一个并不标准但极其郑重的军礼：
“报告首长！川南游击支队负责人，刘干臣！”他的声音沙哑，但每一个字都咬得很清楚，“这位是余泽鸿同志，我们支队的政委。”
秋成心中一震。刘干臣！余泽鸿！这两个名字，在他那段模糊的“记忆”里，与“川南游击纵队”、“坚持斗争”、“壮烈牺牲”紧紧联系在一起。
他立刻回礼，上前握住刘干臣粗糙冰冷的手：“刘干臣同志！余泽鸿同志！我是红八军团长秋成，这是政委黄苏，参谋长邓萍。快请坐！警卫员，倒热水来！”
刘干臣和余泽鸿显然没料到红军主力部队的首长如此热情，略显拘谨地在长凳上坐下。热水端上来，两人捧着粗瓷碗，手微微发抖——不知是冷的，还是激动的。
“首长，”刘干臣喝了口水，润了润干裂的嘴唇，开门见山，“我们……是来讲困难的。”
他的声音低沉下去，带着难以掩饰的痛苦和愤懑：
“中央红军主力过境后，我们按照指示，留在川南坚持斗争，牵制敌人。开始还好，打了几个小胜仗，在上个月我们在兴文珙县交界地的大石磐遭遇川军，损失惨重……一个月前，我们的司令员，王逸涛……他叛变了！”
堂屋内空气骤然一凝。
“他带着一部分队伍，投了川军，把我们的活动规律、据点位置、人员名单，全出卖了！”刘干臣的手紧紧攥着碗，指节发白，“川军和民团联合围剿，我们被打散了……牺牲了很多同志。现在，支队还能联系的，不到三百人，缺粮缺弹，伤病员没药治……，还有不少主力留在当地的伤员。”
余泽鸿接口，声音同样沙哑：“不止我们。黔北游击队那边，也因为敌人压力太大，被迫转移到了川南，情况也很困难。我们两家现在合在一起，东躲西藏”
“我们打探到主力再次进川南，就带队伍赶来了。”
秋成沉默地听着，心脏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攥紧了。王逸涛叛变……游击队的困境……这一切，与他“记忆”中的片段严酷地吻合。历史上，川南游击纵队就是在这样的绝境中坚持，最终几乎全部牺牲。
他看着眼前这两位衣衫褴褛、面有菜色却目光坚定的同志，仿佛看到了未来那场漫山遍野的血火，看到了那些高呼着口号倒在敌人枪口下的年轻生命。
一种强烈的冲动在他胸中翻涌——带他们走！改变他们的命运！不能让他们留在这里，走向那个已知的、悲壮的结局！
黄苏和邓萍也眉头紧锁，显然在权衡利弊。
刘干臣见三位首长沉默，眼中期待的光芒微微黯淡，但他还是努力挺直脊梁：“军团长，我们知道主力也有困难。我们不求别的，只求……能给点粮食，给点药品，再给几杆枪，让我们能继续坚持下去！！”
这句话，像一把锤子，敲在了秋成心上。
他深吸一口气，看向黄苏和邓萍。两人也看向他，眼神复杂。
“这样，刘干臣同志、余泽鸿同志，先安排游击队的同志们吃饱饭，我们讨论一下你们的安排，单纯的枪支、粮食是没问题的，放心。”
“多谢军团长”
刘文启带着刘干臣同志、余泽鸿同志双双离去安排游击队的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