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色如一块浸了陈年茶汁的粗布，缓缓覆盖了我家老城的天空。我家临街而居，是前后两进的老院，三排房子。前门是红色的，后门是黑色的。我最喜欢在后面的梧桐树下玩，后院的那棵梧桐树要两个大人才能抱得过来。等梧桐树开出像喇叭花的时候，我就让家里的人帮我把花摘下来下锅吃。花蒂可以穿项链手链玩。梧桐花还可以治风热感冒，和扁桃体发炎。
房子恰好处在一条喧腾的商贩街正中。每日清晨，大门一开，便是扑面而来的市井烟火： 嫣红的瓜瓤淌着诱人的蜜汁；“西瓜！包熟，包甜！两分钱一牙！” 鸡蛋整齐的码在粗布框里；“鸡蛋！新鲜的鸡蛋，五分钱一个！”最好的膨化雪糕小的五分，大的一毛是孩子们眼中不敢轻易奢求的珍宝。吆喝声、讨价声、自行车铃铛声混杂着刚出笼馍馍的热气，汹涌地灌入院内。在这份喧闹的包裹下，我家院子里的日子，却像一口深井，藏着不为人知的暗流与回响。
爷爷张连修的身影，是这深井里最稳重的磐石。他那年已六十有余，比奶奶整整大了十三岁。岁月在他脸上刻下了深深的沟壑，如同干涸土地上的裂痕，每一道都藏着风霜与故事。他鼻梁高挺，嘴唇因常年紧抿而显的线条硬朗。一双眼睛从并未因年岁而浑浊，反而像被雨水洗过的老琉璃，锐利且洞明，总凝着一股散不去的阴郁与威严。他身材高大，虽背脊因常年劳作微有佝偻，但站在那里，人像一棵虬劲的老松。他的暴躁是夏日里的雷阵雨，来的猛烈，炸响一声惊雷，雨过之后便是一片澄澈，他从不记隔夜仇。他总是穿着一身洗得发白、沾着点点灰浆的深蓝色工装，身上带着一股石灰粉与老旱烟混合的、令人安心的气味。
而奶奶韩玉兰，则是那井壁上蔓生的苔藓，阴晴难测。她个子不高，身形瘦削，颧骨微高，薄薄的嘴唇总习惯性的抿着，仿佛随时准备迸出刀子般的话语。他的眼睛不大，却极亮，看人时总带着一种审视与猜忌，像要透过皮囊看进你心里藏些什么。他的暴躁则像南方的梅雨天，湿漉漉、黏糊糊地纠缠者人，阴郁持久，能将人闷得透不过气。她与爷爷的争吵，是这座院里最常上演的曲目。常常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盐放多了、东西没归置好、甚至一句无心的话；她便能骤然发难，嗓音尖利地数落开来，话语又快又密，像疾风扫过竹林。
爷爷起初会闷头忍耐，额上青筋隐现。让奶奶仍不罢休，他便会猛地将手中的酒盅往小桌上一顿，发出“咚”的一声闷响，霍然起身。他高大的身影瞬间带来巨大的压迫感，怒喝声如炸雷：“还有完没完？！！”奶奶的气焰通常会在这声怒吼下挫半分，但有时她也会被彻底点燃，竟跳着脚迎上去，嘴里的话更加不堪入耳。这时，爷爷的雷霆之怒便会彻底爆发，他顺手抄起门边的笤箸疙瘩或是自己的旧布鞋，奶奶则尖叫着满屋躲闪，最后常是钻到床底下。爷爷能气得一把将瘦小的她从床底下拖出来，场面一度惊心动魄。然而这场风暴过后，不过一夜，两人又能诡异的恢复平静，仿佛昨夜那场厮杀从未发生。
唯有在与我独处，或与母亲对酌时，爷爷的眉宇间才会真正舒展开。他教我认物识数，粗糙的大手指点着院里的物什，声音变得低沉而温和。爷爷说：“妮子，你碧洁这个名字不好听着像辟邪，爷爷给你改一个名字叫碧华吧，碧这个字有很好的寓意，也代表好的品质，也象征着希望生机勃勃绿色盎然，华是振兴中华的意思，妮子你以后就叫张碧华好不好？”我点点头说：“好！”爷爷最爱在黄昏时，支开小桌，摆上一碟花生米。让母亲陪他“喝两盅。”母亲那时已剪了利落的短发，穿着肃静的格子衬衫，安静地坐在他对面，为他斟酒。爷爷咂摸着辛辣的液体，目光常常会越过院墙，投向暮色沉沉的远方，那锐利的眼神变得模糊而怅惘，仿佛在凝视一段无比遥远而沉重的时光。一双手布满了老茧，指缝里总嵌着洗不净的灰浆。此刻他正坐在院中小凳上，一边修补着簸箕，一边对正在晾衣服的母亲说：“小景啊，今儿个厂里咋样？我瞅着你脸色不得劲。”
母亲爱景转过身来，擦了擦额角的汗，勉强笑了笑:“爹，没啥，就是夜班有点熬人。车间里飞絮多，嗓子不太舒坦。”
“啧！”爷爷放下手中的活计，眉头皱起，“那烟叶沫子最伤肺！当年我在汉口码头扛包，见过那些老烟工，咳起来那叫一个揪心。得多喝梨水，听见没？”
“听见了，爹。”母亲温顺地点头，继续晾着衣服。
奶奶正巧从厨房出来，闻言撇了撇嘴，声音尖利地插话:“景啊，不是我说你，那夜班费多挣几个钱是好事，可别把身子骨糟践坏了。到时候看病抓药的钱，可比那点夜班费多多了！建生那点工资还不够你自己吃药的呢！”
爷爷立刻瞪起眼:“你少说两句！小景不上夜班，这一大家子吃喝拉撒你掏钱？站着说话不腰疼！”
“我咋站着说话了？我这一天到晚伺候一大家子容易吗？”奶奶的声音顿时拔高，“张连修你别没事找事！我说句实话都不行了？”
母亲虽说很瘦，却是家里最能吃的人。她干的是体力活，下了夜班回来，常常能就着咸菜吃下两个大馒头，还能喝两大海碗稀饭。可奇怪的是，她身上总也不长肉，依旧是纤细的腰身，这让奶奶时常在背后嘀咕:“瞧她吃得比谁都多，肉都不知道长哪儿去了，怕不是个光进不出的貔貅！”
眼见战火又要燃起，母亲连忙打圆场:“娘，爹，都少说两句。我年轻，熬得住。等下个月建生发了奖金，我就不上夜班了。”
爷爷重重哼了一声，不再搭理奶奶，转而朝我招手:“妮子，来，帮爷爷穿个针。这人老了，眼睛不中用了。”妮子，只有爷爷这么叫我行，奶奶这么叫我，我连理都不带理的。因为爷爷哪回从外面收工回来，都会给我带好吃的。比如香香的核桃，又能吃又能砸着玩，还有变蛋吃起来又软又香。每次爷爷都一大布兜的拿给我吃，够我吃一个月的。
我小跑过去，熟练地帮爷爷穿好针线。爷爷粗糙的大手摸摸我的头，对母亲说:“小景，晚上别做饭了。我今儿个结了点工钱，买了个猪蹄子，让爹给你们娘几个炖个黄豆，给妮子和你补补。”
奶奶在厨房门口听见了，立刻探头道:“又乱花钱！那猪蹄子多贵啊！够买多少斤土豆了！”
“我乐意！”爷爷梗着脖子，“我挣的钱，我想给你们娘几个补补身子，妮子小正长身体的时候，儿媳妇脸色不好也要补。咋了？有本事你去挣一个！”
“你！”奶奶气得脸色发青，“张连修你别欺人太甚！”
母亲连忙打圆场:“爹别炖了，家里还有菜……”
“必须炖！”爷爷一锤定音，“小景啊，你看你瘦的，风一吹就能倒。还有妮子本身就是早产底子弱。有些人就是没有吃好东西的命，家里买点好的大家一起吃多好。有些人就是眼红，见不得家人吃点好的！”奶奶把抹布狠狠摔在盆里：“行！你们都是好人，家里人，我勤俭持家还错了！就我是外人，我眼红！我见不得别人好！”说着眼圈红了，转身钻进厨房，把锅碗瓢盆摔得叮当响。爷爷不屑地撇撇嘴，压低声音对母亲说：“别理她，她就这德行。见不得人好，恨不得全世界都跟她一样吃苦受罪才舒坦。她没事，不信你看着吧，等没人了你婆婆她自己会吃的。只是身边不能有任何一个人被她看到，否则她宁愿把东西放坏都不会再吃一口。”母亲一脸错愕！
母亲叹了口气：“爹，您也别总跟娘吵。她也不容易……”
“她不容易？”爷爷冷笑，“谁容易？你容易？每天厂里家里两头忙，还得受她的气！建生那个不争气的玩意也不知道疼人！”
说到这里 ，爷爷忽然想起什么，从兜里掏出几张皱巴巴的毛票，塞给母亲：“拿着，明天给妮子买那膨化雪糕，就要这种雪糕！别让孩子眼巴巴看着别人吃。母亲连忙推辞：“爹，这不能要，您老留着买烟抽。”“让你拿着就拿着！”爷爷硬塞进母亲手里。“烟有啥好抽的，看我孙女吃雪糕比抽烟得劲多了！”
在这个物价低廉、人人都在为几分几毛钱精打细算的年代，我父母那每月二三十块的微薄工资，要支撑这个大家族的开销，显得捉襟见肘。父亲张建生的眉头越皱越紧，母亲爱景的叹息也越来越深。爷爷偶尔会把他做泥瓦匠挣来的零散票子塞给母亲，医生嘱咐：“给你和妮子买点吃的”这悄然的接济，是灰暗日子里难得的一点暖色。
这时，奶奶又探出头来，酸溜溜地说：“哎呦，真大方啊！一给就是一块钱！够买十个大雪羔了！咋不见你给我买给冰棍呢？”
爷爷立刻反唇相讥：“你想要？行啊，明儿个我也给你买一个！就怕你牙口不好，硌掉你那金贵牙！”
“张连修你混蛋！”奶奶气得摔上门。 母亲看着手里的钱，眼眶有些发红：“爹，谢谢您……等建生发工资了，我……”
“说啥谢不谢的！”爷爷摆摆手，忽然压低声音，“小景啊，爹知道你心里苦。建生那混小子不像话，爹心里跟明镜似的。但你要记住，在这院子里，爹永远站你这边。爹知道你是个善良孝顺的好孩子。有啥委屈，跟爹说，爹给你撑腰！”母亲的声音哽咽了：“爹……我……”
她顿了顿，像想起什么高兴的事，脸上闪过一丝久违的光彩，声音也轻快了些：“爹，您还记得我以前在厂里文艺汇演唱歌不？那时候我穿着白衬衫蓝裙子，一站到台上，底下黑压压的全是人，可我一开嗓，所有人都安静了，都看着我唱。车间主任都说，我这嗓子不去文工团可惜了。”她的眼神飘向远方，仿佛又看到了那个站在聚光灯下的自己，但是很快，那光亮又黯淡下去，化为一声几不可闻的叹息。
“好了好了。”爷爷拍拍母亲的肩，刻意用轻松的语气打断那即将弥漫开的伤感。“好汉不提当年勇！去炖猪蹄吧，多放点黄豆妮子爱吃。”
然而奶奶的世界似乎永远困在眼前的方寸之地。她可以因为邻居一句无心的玩笑而耿耿于怀数日，也可以因为母亲下夜班白天补觉时故意弄出一点声响而摔摔打打，指桑骂槐整整一个上午。她对我好的时候会偷偷塞给我一块快融化了的糖，坏的时候则会因为我摔破一个碗儿就骂我是“讨债鬼。”她的情绪像六月的天，说变就变，让年幼的我时常感到无所适从，只能小心翼翼地观察着她的脸色。
晚霞的余晖洒进院子，这时候爸爸下白班回来：“这么香，做什么好吃的啊？”猪蹄的浓香已经弥漫开来。爷爷看看爸爸没说话。我脆脆的声音告诉他：“爸爸，爷爷让炖猪蹄吃。”一家人围坐在小桌旁，气氛难得地缓和。
奶奶虽然板着脸，但也给我夹了一筷子炖的烂糊的黄豆。妈妈脸上有了点血色，心情似乎好了些，轻轻哼起了歌，那调子婉转悠扬，确实好听。
我听得入迷，也忍不住跟着咿咿呀呀地学。可一张嘴，调子就跑到天边去了，声音又尖又扁，像拉锯一样“劈啦”声作响，完全不在一个音律上。
妈妈噗嗤一声笑了，温柔地摸摸我的头：“哎哟，我的小祖宗，你这可真是随了你爸了，五音不全，调子都能跑到姥姥家去了！”
奶奶立刻撇撇嘴，发出“嘁”的一声嗤笑。连埋头啃猪蹄的爸爸都抬起头来，瓮声瓮气地调侃：“可不是，这嗓门，以后喊我回家吃饭道是一把好手，准能穿透三条街！”
在大家善意的哄笑中，我瘪瘪嘴，有点不好意思，但心里却暖融融的。这样的时刻，在这个家里，显得格外珍贵。
在这时，爷爷喝了一口白酒，用那种极少见的、带着身侧痛楚与恨意的语气，对我讲起了那段埋藏心底的往事。
他的声音低沉而压抑：“那时我还年轻，为了生计，在街边支起了个小吃摊，手艺好，生意本不错。一队日本兵来了，蛮横地吃光了所有东西，不仅一分钱不给；为首的矮胖小队长还嫌味道不好，抬手就要砸摊子打人。我那时血气方刚，一股热血在直冲头顶，抄起手边的挑担铁棍，反抗间失手打死了那个小队长。刹那间，枪栓声响成一片，其他日本兵嚎叫者要当场枪毙我。千钧一发之际，我仗着对地形的熟悉，拼命狂奔，躲到一辆废弃卡车的巨大轮胎靠里的那一侧，蜷缩在冰冷的阴影里。要我偿命，多么可笑！在我们自己的地盘被些日本鬼子欺负死，还不能给自己讨一个公道！好在我们国家抗战胜利了。”他猛的又灌了一口酒，眼睛通红。“他们对着车打枪，我听见子弹打在铁皮上的声音，砰砰砰…几枪后，没找到我，听着外面杂沓的皮靴声和凶狠的叫骂声擦身而过；才堪堪捡回一条命。我算死里逃生躲过一劫！”
说到最后，爷爷的声音哑了下去，那双见过太多风霜的眼睛里，翻涌着刻骨的恨与后怕。
他紧紧攥着我的手一字一句的说:“妮子，记住这仇！咱跟那些东洋日本鬼子军阀 ，是血仇！他们不讲理，欺凌弱小；是天底下最坏的王八糕子！将来要是真有那么一天，国家需要，咱能真刀真枪上场杀敌，爷爷第一个报名，只要这身子骨还能动！首先要学习日语。但是要记住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学会日语就能听懂他们的话，让日本骗我们都没门，省得 他们当面骂你、算计你，你还像个傻子一样咧着嘴笑，不知道人家在说什么。咱不能吃第二次亏！”这番话，像烧红的烙铁，深深地烙在了我幼小的心灵上。从此，我对那岛国军阀的行径深恶痛绝，而爷爷那双在诉说往事时燃烧着怒火与坚毅的眼睛，也成了我对于“家仇国恨”最初、最具体的认知。
就在这时，奶奶尖利的声音从屋里传来:“张连修！你又跟孩子胡说八道什么！整天打打杀杀的，教坏孩子！”
爷爷立刻吼回去:“老子教孙女记住国仇家恨，有啥不对！你个妇道人家懂个屁！”“就你懂！就你能耐！有本事真去杀两个鬼子给我看看！”
“你以为我不敢？ ！”
母亲连忙拉住爷爷的胳膊:“爹，少说两句，喝酒，喝酒。”
我抬头看着爷爷激动的面容，再看看厨房门口奶奶不满的表情，似懂非懂地点点头。那些听不懂的日语，打鬼子的故事，妈妈好听的歌声和我“劈啦”的跑调，还有大人复杂的情感，都像院外嘈杂的叫卖声一样，交织成我的童年、最鲜活的记忆。
而生活的裂缝，已悄然蔓延。父亲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身上的烟酒气却越来越重。他眼神闪烁，脾气变得比爷爷更加阴晴不定。终于有一天，几个陌生男人找上门来，堵着门口气势汹汹地讨要一笔“赌债。”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到“恐惧”的滋味。奶奶的骂声、母亲的哭泣、父亲的沉默和讨债人的狞笑，混杂在一起，就那个傍晚被扯得支离破碎。
“张建生！给老子滚出来！欠的钱今天再不还，把你家锅砸了！”为首的男人一脚踹在门上。
奶奶吓得脸色苍白，躲在门后不敢出声。母亲紧紧搂着我，浑身发抖。
爷爷闻讯从外面赶回来， 他那高大的身影往门口一站，什么话都没说，只是用那双喷火的眼睛扫视着来人，那双曾面对过日本兵刺刀的眼睛，自有其骇人的力量。眼睛瞪得如铜铃：“干什么！谁敢砸我家锅！”那几人被爷爷的气势镇住片刻，但很快又嚣张起来：“老东西，让你儿子出来！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他欠多少钱，我还！”爷爷斩钉截铁，“但是你们谁敢动我家一砖一瓦，我先砸断谁的腿！”
母亲急得拉爷爷的衣角：“爹，您哪来的钱……？”
爷爷不理，继续对那几人说:“明天这个时候，来拿钱！现在，给我滚！”
那几人面面相觑，最终悻悻地撂下几句狠话走了。
奶奶这才敢出来，带着哭腔说:“你个死老头子充什么大头！咱哪来的钱还债啊！”
爷爷转身，深深看了一眼，沉声道:“小景，带妮子进屋去。
“那一刻，我看着爷爷坚毅的背影，突然明白这个院子里短暂的温馨歌声和猪蹄的香味，终究被现实的债务和争吵所取代。那充斥着爷爷的酒、奶奶的棍棒、父亲的债务、母亲的天赖之音和自己“劈啦”的唱歌声跑调的童年，正在以一种猝不及防的方式，提前走向终结。爷爷也是在这一年病逝。我记得我踩在砖上往棺材里看问妈妈：“爷爷为什么躺在木屋子里睡觉啊？”之后不知道谁把我给抱走了。从那以后再也想不起和爷爷有关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