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的“时常书信问安”，温情脉脉地维系着君臣之间那份超越身份的私人情谊；而“遇大事仍遣使询”，则是这种深厚情谊在帝国面临重大抉择的特殊时刻，一种更为深刻和正式的延伸与升华。这更是年轻皇帝对李斯历经数十年风浪所淬炼出的、超凡卓绝的政治智慧与战略眼光的一种至高无上的肯定和信赖。这里所指的“大事”，绝非寻常的政务处理或人事任免，而是那些真正关乎国本、触及帝国制度根基、或将引发深远历史影响的重大战略决策。当皇帝在纷繁复杂的局势面前感到难以决断、或需要在重大方向上进行抉择时，会破例打破李斯“远离朝堂”的宁静，派遣特使，快马加鞭，前往这片偏远的乡野，郑重其事地征询这位老丞相的意见。
这种“遣使询”的情况极为罕见，可能一年也未必发生一次，但每一次的出现都非同小可，意味着帝国正处在某个关键的十字路口。前来的使者，身份地位远非寻常信使可比，往往是皇帝身边极其信任、位列中枢的重臣，如九卿之一，或是皇帝的近侍顾问，有时甚至可能是丞相的副手（但为避嫌，李斯的儿子李由反而极少被委以此任，以免掺杂私人情感）。他们的到来，气氛也与平日送问候信时那种温和亲切截然不同，显得格外庄重、严肃，甚至带着一丝紧迫感。
使者抵达后，会首先极为恭敬地向李斯转达皇帝的深切问候与挂念，随后便会屏退所有随从和闲杂人等，与李斯单独进入那间简陋却收拾得异常整洁的书房（茅屋）进行密谈。他们会详细地、毫无保留地向李斯陈述那件“大事”的完整来龙去脉、朝堂之上不同派系激烈争论的焦点、各方势力盘根错节的利益诉求与态度，以及皇帝本人在权衡各方时所面临的核心疑虑与艰难抉择。这些事情，可能涉及对某项沿袭数代但已明显弊大于利、阻碍社会发展的旧律是否需要进行彻底修订的立法难题；可能关乎对北方强大的匈奴是采取大规模远征、一劳永逸解决边患，还是转而巩固防御体系、加强互市往来进行经济文化渗透的战略性抉择；可能是在遭遇罕见特大天灾（如大范围洪涝、持续干旱）后，关于如何高效赈灾、稳定民心，以及是否因此调整某些赋税或劳役政策的深层讨论；甚至可能是关于皇子教育方向、储君培养的根本方针，这类关乎帝国未来命运的重大思考。
李斯在聆听这些关乎国运的陈述时，神情专注而沉静，如同一位经验极其丰富、处变不惊的老练医师，正在凝神静气地倾听病患详细描述复杂的症状。他不会轻易打断使者的叙述，也不会急于发表任何看法或建议，只是偶尔会抬起眼，提出一两个极其关键、直指核心的问题，以澄清某些模糊不清的细节或验证自己的某些初步推断。他的大脑在使者平静的叙述下飞速运转，那数十年宦海沉浮所积累的庞大政治经验、对帝国庞大官僚体系与律法制度的深刻理解、对人性幽微与利益博弈的精准洞察，如同沉睡的火山，此刻被这关乎国运的议题悄然激活。然而，这种激活是纯粹理性、高度克制的，不掺杂任何个人的权力欲望、派系立场或过往恩怨，他仿佛一个超然物外的智者，纯粹以帝国的长远利益为唯一考量。
听完使者的详细陈述，李斯往往不会立即给出答案或结论。他会温和而坚定地要求一些时间进行独自思考。使者便会恭敬地退下，在村中临时安排的客舍或驿亭中安心等候，绝不催促。接下来的时间，李斯或是在院落中背负双手，独自缓缓踱步，目光深邃地望着远山；或是坐在溪流边的青石上，听着潺潺水声陷入长时间的沉思；或是回到书房，翻阅与之相关的某些典籍记载，从历史中寻找借鉴。他思考的出发点，完全站在帝国长治久安和皇帝统治根基稳固的宏观立场上，竭力摒弃一切个人好恶、学派偏见和过往的政治恩怨。他会全面权衡各种可行方案的利弊得失，精准预测每一项选择可能带来的连锁反应与长远影响，深思如何在原则性的坚持与策略性的灵活之间，找到那个最精妙、最稳妥的平衡点。
当思考成熟，胸有成竹之后，他会再次郑重地召见使者，给出他深思熟虑后的“咨询意见”。他的陈述条理清晰，层次分明，逻辑极其严密，往往能从历史经验教训、现实国情利弊、制度执行可行性、人心向背等多个维度，对问题进行抽丝剥茧般的深刻剖析。他绝不会给出一个唯一的、具体的、带有强制性的答案（那将有干政和越权之嫌），而是侧重于高屋建瓴地分析各种选择可能导致的不同后果，精辟地指出实施过程中需要特别注意的关键环节与潜在风险，睿智地提醒皇帝可能遇到的各种阻力及其根源，并委婉地提出一些如何规避或化解这些风险的建设性思路。他的建议，更像是一份凝聚了毕生智慧的战略评估与风险分析报告，为皇帝最终做出明智决策提供至关重要的、极具价值的参考，但最终的决定权，他会在言辞中无比明确地、反复地强调，完全且永远在于皇帝本人。
例如，有一次，朝廷就是否要调整沿用自商鞅变法以来的某些过于严苛、牵连广泛的连坐法条款，引发了轩然大波般的激烈争论。保守派认为这是动摇国本、违背祖制，激进派则认为法条过于严酷已不利于社会安定与生产力发展。皇帝深感棘手，难以决断，遂遣心腹重臣来询。李斯在仔细听取双方观点和具体案例后，经过长时间的独处深思，对使者沉稳地说道：“法者，国之权衡，社稷之重器也。过刚则易折，过柔则易废。连坐之法，初立时旨在强化管控，震慑奸邪，于列国纷争、弱肉强食之乱世，行重典以聚民力，确有其必要性，乃至功不可没。然今天下已定，承平日久，百姓历经战乱，思安思定，若刑罚始终过峻，恐伤天地和气，反使民心滋生怨望，非长久之道。老臣愚见，或可考量，于某些非谋逆叛国等十恶不赦之重罪的寻常案件中，审慎地、逐步地缩小连坐范围，或酌情减轻连坐者之刑罚，以示朝廷仁恕之心，播撒皇恩浩荡，如此或可收拢人心，亦未必会损及法令之根本威严。然此毕竟关乎祖宗成法，变动牵一发而动全身，须慎之又慎，陛下宜广纳众议，充分权衡利弊，更需选择恰当时机，徐徐图之，万万不可操之过急，骤然而变。” 他既指出了时代变迁下调整的必要性和可能带来的积极影响，也清晰地强调了改革的复杂性、敏感性和需要遵循的渐进原则，为皇帝提供了一个极具深度和操作性的思考框架，而非一个简单的“是”或“否”的答案。
每一次“遣使询”之后，无论所议之事多么重大，李斯都会很快地将自己的思绪从庙堂之高彻底抽离，重新拉回到他的田园生活与天伦之乐中，仿佛刚才那场关乎帝国命运的密室谈话从未发生过。他绝不会通过任何渠道去打探皇帝最终如何决策，更不会对政策的后续推行和发展表现出丝毫的兴趣或担忧。他深知，自己的角色仅限于皇帝临时征询的“顾问”，使命完成后便必须退场，绝不能有任何越界之举，这是他对自身定位的清醒认知，也是对皇帝绝对权威的尊重。而皇帝在收到他充满真知灼见的回复后，往往如拨云见日，茅塞顿开，对全局的把握更加清晰，最终的决策也更加心中有底，充满信心。这些来自远方乡野的、极其宝贵的智慧咨询，多次在关键时刻帮助皇帝做出了更为明智、稳妥的战略抉择，有效地避免了可能出现的重大失误或动荡。
“遇大事仍遣使询”，这既是皇帝对李斯超凡政治智慧的无比信赖和极致利用，也是李斯在彻底退出权力核心后，以其独特而超然的方式，继续为这个他奉献了一生的帝国发挥最后、也是最关键余热的方式。这种方式，既完美地保全了他急流勇退、不恋权位的初衷与名节，又深刻地体现了他作为老臣的终极忠诚与不可替代的价值。它如同一座无形的、却极其坚固的桥梁，悄然连接着庙堂之高与江湖之远，默默传递着经验、智慧与清醒的判断，成为了确保帝国这艘巨轮在充满未知与风浪的历史航道中能够平稳前行的一道特殊而可靠的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