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数月的精心编纂、反复修订和严格审核，一套凝聚着李斯心血与政治智慧的启蒙典籍终于定稿。李斯对每一册的内容都亲自审阅，甚至对用字、用韵都提出了具体意见，务求在简练的文字中传递出最核心的思想。这套被命名为《大秦蒙养》的系列教材，共分三册，由浅入深，文图并茂（虽然图较为简陋），语言精炼，韵律感强，极易诵读和传播。第一册以基础识字为主，穿插简单的生活礼仪；第二册引入秦律的基本条文和道德故事；第三册则深化忠君爱国、遵纪守法的理念，并附有历史典故作为例证。李斯深知，编撰成功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要让其发挥作用。于是，他以丞相之名，联合掌管教化的奉常，郑重其事地将这套《大秦蒙养》“颁行天下为教材”。
这场颁行仪式，被李斯赋予了极高的政治意义。他并未选择在丞相府内部悄无声息地办理，而是特意安排在了一次常朝之上，当着幼帝和文武百官的面进行。朝会那日，咸阳宫大殿内气氛庄严肃穆，幼帝端坐于龙椅之上，虽年纪尚小，但在太后的示意下，亦显露出几分威仪。文武百官分列两侧，屏息凝神，静待李斯发言。
这一日，内侍官手捧以明黄色绢帛包裹、以玉轴为饰的《大秦蒙养》样本，恭敬地呈于御阶之前。绢帛的明黄色象征着皇家的权威，玉轴则彰显了典籍的珍贵。李斯整了整朝服，稳步出列，面向幼帝及群臣，声音洪亮，字句清晰地阐述此套教材的宗旨与意义：
“陛下，诸位同僚！《大秦蒙养》之成，非为寻常识字断文之书。其旨在明人伦，知礼法，晓忠义，固根本！书中融先王之道，汇百家之长，然其核心，唯在二字——‘忠’、‘法’！忠者，忠于陛下，忠于大秦；法者，恪守律令，言行有度。孩童自幼习之，则君臣之义明，尊卑之序定，法令之行畅。此乃我大秦立国之基，万世太平之保障！”
他环视众人，目光如炬，尤其在那些以传承诗书礼乐自居的儒家博士脸上停留片刻，语气转为严肃甚至带着警告意味：“自即日起，敕令各郡县官学，必须以此《大秦蒙养》为蒙童首要教材，依序讲授，务使学子熟读成诵，深入其心！各地私塾、族学，若行教授，亦需以此书为范本，不得擅自讲授悖逆朝纲、混淆视听之内容！凡有违背，或私授他学者，一经查实，以不遵教化论处，重者将追究其责！”
紧接着，李斯不再停留于原则宣示，而是宣布了具体而严厉的推行措施，展现了他一贯的雷厉风行和作为法家代表人物的周密部署：
其一，强制官学使用，确立权威。命令以最快的速度，将已经组织人力大量抄写（或利用初步发展的雕版印刷技术）的《大秦蒙养》，通过驿站系统，分发至帝国各郡县的官立学校。明确规定，官学教师必须严格按照教材内容进行教学，不得随意增减、篡改或进行可能偏离核心思想的发挥。朝廷将定期派遣学官巡视各地，并将学童对教材内容的掌握程度、背诵熟练度，作为考核当地教育官员和教师教学成果、决定其升迁黜陟的重要指标。
其二，鼓励民间推广，渗透基层。为了将影响力扩展到官学体系之外，李斯下令，民间百姓若有愿意购买或借阅《大秦蒙养》以教育子弟者，地方官府应予以鼓励和支持。对于家境贫寒却向学之心恳切者，可由官府核实后，象征性地收取极低费用甚或免费提供教材；对于乡里有声望的长者组织教学，亦应优先供应。他希望通过官学的示范效应和这种有针对性的鼓励政策，使这套教材能够逐渐渗透到更广泛的社会层面，潜移默化地影响民间启蒙教育。
其三，培训师资力量，统一思想。他要求各郡县负责教育的“三老”、“啬夫”等官员，必须在诏令到达后限期内，组织本地的官学教师进行集中研习。朝廷将派出精通法家理论的博士或郎官，分赴各地主持培训，详细讲解《大秦蒙养》的编写意图、核心思想，特别是“忠”、“法”二字的精微要义及其与秦律条文的对应关系，并规定标准的教学方法和解释口径。目的是确保教师们能够准确理解并传达教材的精神，避免误读、曲解，尤其是防止儒家等学派学者在讲授时夹带私货。
其四，纳入考核体系，引导利禄之途。李斯还有更长远的打算。他在朝堂上明确暗示，在未来选拔低级官吏（如“史”、“啬夫”等）时，将会把是否精通《大秦蒙养》内容作为一项基本的考核条件。“欲为秦吏，先明秦训。不知《蒙养》，何以事上？”这就从最实际的利益导向上，促使天下有志于仕途的士子们，必须主动、深入地学习和掌握这套官方教材的思想内容，将其内化为自身知识结构和价值判断的基础。
诏令颁布，朝堂之上一片肃然，唯有李斯沉稳有力的声音在殿中回荡。所有在场官员都明白，这不仅仅是一套新教材的推行，更是一场深刻的思想整肃运动的开始，其目的是从源头上规范帝国的思想认同。丞相李斯，正试图通过牢牢控制启蒙教育，来塑造整个帝国未来一代臣民的思想底色。那些列班的儒家博士们，面色复杂地看着那套装帧精美的教材，心中五味杂陈。他们或许在其中看到了被剪裁、被利用和改造的自家学说精髓，但在李斯赫赫的相权、严苛的法令以及明确的支持——来自龙椅后面垂帘听政的太后——之下，无人敢再像以往那样公开提出异议，只能将不满与忧虑深藏心底。
朝会结束后不久，一系列的行政命令便从丞相府和奉常衙署发出。载着一捆捆新印（或抄写）完成的《大秦蒙养》的马车，从咸阳出发，沿着四通八达的驰道，驶向帝国的四面八方。驿卒们马蹄疾驰，带着重要的公文和沉重的书卷，奔赴各个郡县。这套蕴含着李斯“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文化一统”理想的启蒙典籍，如同他借助国家力量播撒下的无数思想种子，即将在帝国广袤的土地上，寻找合适的土壤，生根发芽。它们能否长成参天大树，彻底改变帝国的思想生态，涤荡那些被视为“迂阔”的百家言说，尚需时间的检验。但毋庸置疑的是，权倾朝野的丞相李斯，已经成功地、以不容置疑的方式，迈出了他心目中巩固大秦江山的关键一步，将他的法家理念，以国家意志的形式，强行推向了整个社会的最基础层面——孩童的启蒙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