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皇帝扶苏病体的缠绵,一种新的政务运转模式在咸阳宫中逐渐固化下来。无论是关乎国本的军国大事,还是看似微不足道的宫廷细务,只要是需要皇帝知晓或裁决的事情,内侍或相关官员的第一反应几乎都是:“且慢,容我先询之丞相。”这句简单的话语,成为了帝国中枢权力流转的真实写照——大小事务,皆需询之于李斯。
每日清晨,丞相府的谒者舍人便会捧着一摞摞已经由丞相府属官初步整理、并附有李斯亲笔拟票意见的奏章,送往甘泉宫。这本身已是惯例,但如今,送去的不再仅仅是需要皇帝披红的重要文书,还包括了大量以往可能由相关衙署直接执行,或仅需报备皇帝知晓的常规事务。从各郡县上报的粮价波动、刑名案卷摘要,到太仆寺关于宫苑马匹草料消耗的报表,乃至宗正府请示某位宗室子弟婚丧仪制的文书,几乎无所不包。
负责在御前伺候笔墨、传达旨意的中年宦官令,会小心翼翼地筛选这些文书。他会先将那些贴着红色标签(代表紧急或重要)的、以及李斯在拟票中明确标注“恭请圣裁”的奏章,挑出来放在最上面。然后,他会趁着扶苏精神稍好的短暂时刻,轻声禀报:
“陛下,丞相呈报,北地郡今岁雪灾,牛羊冻毙若干,郡守请调拨粮秣赈济,丞相拟准从其邻近郡县仓廪调拨,这是具体数目和章程,请您过目。”
“陛下,典客署报,月氏使者已至陇西,不日将抵咸阳,呈贡清单在此,丞相议定接待仪注及回礼章程,请您示下。”
“陛下,将作监请示,阿房宫前殿需更换部分琉璃瓦,丞相批阅,言此项工程非急务,且耗资不菲,建议暂缓,待来年财政宽裕再议…”
扶苏往往只是斜倚在榻上,半闭着眼睛听着。有时,他会勉强睁开眼,扫一眼奏章上李斯那熟悉的、工整而有力的笔迹,微微颔首,声音虚弱地说:“丞相…所虑周全,便…依此办理吧。”有时,他甚至懒得去看,只是摆摆手,示意宦官按照李斯的意见去执行即可。
对于那些不太紧急的、贴着蓝色或白色标签的奏章,宦官令的处理就更简单了。他通常只会向扶苏提一下标题:“陛下,河东郡报春耕已毕…”、“少府呈上月宫中用度…”,若见扶苏毫无反应或面露疲惫,便会自觉地将其归入“已呈御览”的范畴,然后按照李斯的拟票意见,转发相关衙署执行。
不仅仅是文书流转。即便是后宫的一些事务,例如某位皇子染了风寒,太医署用药后效果不佳;或是某位公主看中了某样来自西域的玩物,内府请示是否可采买;甚至是扶苏自身的饮食起居、用药调理方案,皇后或贴身宦官在拿不定主意时,也往往会下意识地派人去丞相府问一句:“此事,是否需禀明陛下?或丞相有何示下?”
这种“大小事务皆询之”的局面,并非李斯有意揽权。恰恰相反,在许多情况下,是他主动要求相关衙署,即便是常规事务,也需形成文书,呈报御前备案。他这是在用一种近乎固执的方式,维护着皇帝作为最高决策者的法理地位和尊严,哪怕这只是一种形式。他深知,形式有时比内容更重要,尤其是在皇帝病重、权柄下移的敏感时期。他必须让所有人都清楚地看到,帝国的最终决策权,至少在名义上,依然属于皇帝,而他李斯,只是皇帝意志的执行者和在皇帝无法理政时的代行者。
然而,这种无处不在的“询之”,也无可辩驳地彰显了李斯在帝国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核心地位。他的意见,他的判断,他的批阅,几乎成为了政务运转的轴心。无论是大小官员,还是宫廷内侍,都已习惯于在行动之前,先探询丞相的意向。李斯的丞相府,已然成为帝国实际上的行政中枢和大脑。这种依赖是如此的全面和深入,以至于一旦离开李斯的运作,整个帝国的官僚机器似乎都会出现停滞和混乱。这既是李斯个人权威的极致体现,也潜伏着巨大的危机——他将所有的责任和目光都聚集于一身,成为了帝国兴衰系于一身的那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