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理学宫的设立，如同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帝国的知识阶层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被征召的学者们，从最初的忐忑不安，到逐渐适应了这所皇家学宫优越的物质条件和相对宽松的学术环境后，那颗沉寂已久的、属于学者的心，开始重新活跃起来。学宫之内，很快就出现了李斯所期望看到的——**学术争鸣**的景象。
然而，这种争鸣，从诞生之初，就带着鲜明的“**可控**”烙印。
学宫的管理权，牢牢掌握在丞相府派出的官员手中。所有入宫的学者，都需登记造册，其日常言行、交往对象，虽无明目张胆的监视，但也处于学宫官员的留意之下。学宫内定期举办的“**论讲**”活动，其议题往往由学宫官员与几位德高望重的首席博士（如淳于越被任命为儒家首席博士）商议后拟定，多集中于诸如“如何劝课农桑”、“如何教化百姓”、“古今礼法之变”、“边防与民生之关系”等与现实治理密切相关的“安全”话题。
在这一框架下，不同学派的思想碰撞，确实迸发出了一些火花。
在一次关于“礼法关系”的论讲中，儒家博士淳于越与法家背景的待诏（李斯安排入宫，平衡势力）**晁错**（虚构人物，非汉之晁错）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淳于越引经据典，强调“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认为治国当以德教为本，礼乐为先，刑法乃不得已之补充，批评秦法过于严苛，不近人情。
晁错则针锋相对，引用李斯在朝堂上的观点，强调“世异则事异”，指出在当下大一统的帝国，面对复杂的民情和潜在的威胁，必须依靠统一、明确、具有强制力的法律来规范行为，维持秩序。他认为“礼”过于空泛，且易被贵族曲解利用，而“法”则能“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更为公平有效。
双方引经据典，唇枪舌剑，听得在场其他学派的学者和少数被允许旁听的官员如痴如醉。这种围绕具体议题的深入辩论，确实能够启发思考，甚至对朝廷政策形成有益的参考。例如，在听取了双方观点后，有官员私下向李斯建议，是否可以在基层推行法度的同时，也加强乡约民规的引导，融入一些儒家的道德教化内容。
然而，一旦有学者的言论开始触及敏感区域，情况就立刻不同。
一位以言辞犀利着称的原道家学者，在一次私下的小聚中，议论时政，隐晦地批评朝廷连年用兵（虽北疆大捷，但南方百越之地仍有战事），与道家“无为而治”、“兵者不祥之器”的思想相悖，并暗示皇帝（扶苏）过于倚重丞相（李斯），有违君臣平衡之道。
这番言论很快就被学宫官员上报。李斯得知后，并未立刻采取严厉措施，而是示意学宫官员以“规劝”为主。次日，那位道家学者便被学宫令（主管官员）“请去喝茶”，委婉而明确地告知其言论已“逾矩”，希望其今后专注于学术研究，莫要妄议朝政。同时，其在学宫内的待遇也被暗中降低，原本安排的一场重要论讲资格也被取消。
这种“温和”的惩戒，如同一盆冷水，让所有学者都清楚地看到了学宫的底线：争鸣可以，但必须在朝廷划定的范围内，绝不能挑战现行制度和最高权威。
此外，李斯还巧妙地利用资源分配和荣誉授予来引导学术方向。那些积极围绕朝廷关心的现实问题（如农业技术改良、水利工程、医药发展、律法解释等）开展研究，并提出建设性意见的学者，往往能获得更多的研究经费、更好的居住条件，甚至有机会得到皇帝的接见和赏赐。而那些一味空谈玄理、或执着于批判现状的学者，则逐渐被边缘化。
因此，明理学宫内的“百家争鸣”，更像是一场在特定舞台上、戴着镣铐的舞蹈。它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复苏了学术活力，吸纳了部分士人心力，也为朝廷提供了某些方面的智力支持，但它绝非春秋战国时期那种自由奔放、无所顾忌的思想盛宴。所有的声音，最终都汇入了一条被精心疏导的河道，其奔流的方向，始终掌控在咸阳宫和丞相府的手中。这是一种**有限度的、服务于帝国政治需求的、可控的文化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