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现场)
雍正十三年的秋天，来得似乎比往年更早，也更萧瑟。八月时节，京城本该还是暑热未消，但一股莫名的寒意却已在暗流中涌动。圆明园内，皇帝的病情突然加重，消息被严格封锁，但那种山雨欲来的压抑感，却瞒不过张廷玉这样身处权力中枢的人。
二十日前后，张廷玉与鄂尔泰等几位核心军机大臣被紧急召至圆明园。当他们步入雍正帝寝宫时，浓重的药味几乎令人窒息。御榻上的皇帝，面色灰败，气息微弱，已然到了弥留之际。
张廷玉的心猛地沉了下去。尽管早有预感，但当这一刻真正来临，巨大的悲痛和一种前途未卜的恐慌，仍瞬间攫住了他。他强忍着心中的惊涛骇浪，与众人一同跪倒在御榻前。
雍正帝艰难地抬起眼皮，目光扫过他最为倚重的几位臣子，最后在张廷玉和鄂尔泰脸上停留了片刻。他用尽最后的力气，留下了关于皇位继承的遗诏——皇四子宝亲王弘历，克承大统。
紧接着，在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等皇室亲王的见证下，雍正帝以几乎不可闻的声音，指定张廷玉与鄂尔泰等人为顾命大臣，辅佐新君。
“尔等……要同心协力……辅佐新君……不负朕望……”这是雍正帝留下的最后嘱托，声音微弱，却字字千钧。
张廷玉泪流满面，以头叩地，哽咽着领受遗命。他知道，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副千钧重担。先帝将他抬到了人臣的顶峰，如今又将这托孤的重任交给他，这是何等的信任！
雍正帝驾崩，举哀，颁遗诏，新君即位……一切都在一种巨大悲痛与高度紧张交织的氛围中，按部就班地进行。紫禁城再次被白色的孝布所笼罩，但这一次，张廷玉的身份已然不同。他不再是那个只需埋头处理文书的心腹近臣，而是成为了先帝指定的、辅佐年轻新皇的“顾命老臣”。
在乾隆皇帝即位的最初日子里，张廷玉和鄂尔泰确实发挥了稳定朝局的关键作用。他们熟悉所有政务流程，掌控着军机处的运转，确保了权力过渡期间政令的畅通和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新皇乾隆，时年二十五岁，正值青年，面对如此庞大的帝国和复杂的朝局，初期也确实表现出对几位先帝老臣的尊重和倚赖。
登基大典后不久，乾隆帝便在养心殿西暖阁单独召见了张廷玉。此时的乾隆，脸上还带着年轻人的锐气，但眼神中已有了帝王的深沉。
“张先生，”乾隆帝开口，用了极为尊重的称呼，“皇考在世时，常对朕言，先生乃国之柱石，肱股之臣。如今朕初登大宝，诸多事务，还需先生鼎力相助。”
张廷玉连忙离座，躬身答道：“皇上折煞老臣了！先帝隆恩，臣万死难报。今蒙皇上不弃，臣敢不竭尽残年，效犬马之劳？唯有恪尽职守，以报先帝知遇之恩与皇上信重之德。”
他的回答，一如既往的谨慎、谦卑，将新君的尊称视为莫大荣宠，并将效忠的对象，明确地从先帝转向了新君。
乾隆帝满意地点了点头，温言慰勉了几句。然而，张廷玉敏锐地察觉到，这位年轻皇帝的眼神深处，除了表面的尊重，还有一种审视，一种急于亲揽大权、不愿永远活在父辈阴影下的渴望。这与雍正帝当年那种毫无保留的信任和依赖，已然不同。
在最初的几个月里，乾隆帝对张廷玉和鄂尔泰几乎是言听计从，诸多政务都交由他们处理。张廷玉也一如既往地勤勉，协助新君熟悉政务，处理繁重的日常国务。他的地位，看似在雍正朝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达到了真正的“位极人臣”。顾命大臣的身份，让他拥有了更大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但张廷玉心中的那根弦，却绷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紧。他深知，“顾命大臣”这个头衔，在皇权巩固之后，往往意味着“功高震主”。历史上，善终的顾命大臣寥寥无几。尤其是，他与鄂尔泰之间那微妙的竞争关系依然存在，新君会如何利用甚至打破这种平衡？
一次朝会后，乾隆帝轻描淡写地提起，以后一些寻常的奏章，可先由内阁票拟，再呈送御览。这话看似为了提高效率，但张廷玉却听出了弦外之音：皇帝正在尝试逐步收回被军机处和先帝老臣们高度集中的权力，重新启用一部分传统内阁的职能。
这是一个微小的信号，却让张廷玉背后生寒。他知道，属于他们这些“老臣”的时代，或许并不会太长久了。他站在权力的顶峰，脚下却仿佛已是万丈悬崖。
（钩子：顾命大臣的身份，带来了无上的尊荣，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感。张廷玉以更加倍的谨慎侍奉着年轻的新君，然而，乾隆皇帝并非雍正，他有着自己的意志和施政理念。一道关于官员任命的寻常奏疏，引发了君臣之间的第一次微小分歧。这看似不起眼的波澜，是否预示着信任的裂痕已经开始悄然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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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评价)
“顾命大臣”这一章，标志着张廷玉政治生涯进入了一个极其微妙且高风险的新阶段。
首先，顾命大臣的身份是张廷玉权力和荣誉的终极体现，但也使其陷入了“功高震主”的经典困境。在帝制时代，顾命大臣辅佐幼主或新君，本身就是对皇权的一种临时性分割。随着新君年龄和能力的增长，收回权力、甚至清算顾命大臣，是常见的政治规律。张廷玉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其内心的警惕与日俱增。
其次，乾隆帝与雍正帝在统治风格和用人观念上存在显着差异。雍正帝讲究“苛严”、“高效”，需要张廷玉这样埋头苦干的“工具型”能臣；而乾隆帝志向宏大，兼具满汉文化，更倾向于“乾纲独断”，渴望建立属于自己的绝对权威和人事班底。因此，他对前朝老臣的尊重，更多是一种过渡期的策略和政治姿态。张廷玉的谨慎和谦卑，固然能暂时维持表面和谐，却无法改变其“前朝遗产”的根本属性。
从权力结构看，张廷玉与鄂尔泰并立为顾命大臣，使得雍正朝后期的满汉平衡格局在乾隆初年得以延续。但这种平衡是脆弱的，它依赖于新君的驾驭。乾隆帝显然不希望长期存在两个势均力敌的权臣集团，他必然会寻求打破这种平衡，将权力彻底收归己手。
此时张廷玉的处境，可谓外荣内危。他享受着人臣极致的尊荣，却失去了雍正帝那样绝对信任的靠山；他试图以更加恭顺的姿态服务于新君，但其本身的存在和影响力，就已经构成了对新君独揽大权的潜在障碍。那道关于“配享太庙”的先帝遗命，此刻已不再是单纯的荣耀，更像是一道悬在他与新君关系之上的符咒，其兑现过程，必将充满变数与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