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陈洋的立马站了起来，激动敬礼喊道“司令”。
这些人都是陈洋的老营的人，他们现在最低的都是班长，有的已经是营长了。
他们的家人也都在去年的时候从河北来到了山东，愿意种地的都分配了土地，不愿意种地的也都安排了工作。
食堂的其他士兵，听到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喊司令，刚开始还不敢确认，所有人都放下筷子，站起来敬礼喊道“司令”。
陈洋给他们回礼说“都坐下吃饭吧。”
士兵们又坐下，但是他们都没有吃饭，而是等着陈洋坐下吃饭他们才吃饭。
陈洋看到这种情况，说道“弟兄们，这不是快过年了吗，我就过来看看你们，看你们吃的好不好，穿的暖不暖，住的房间怎么样，再就是你们训练情况怎么样，好了，不耽误大家吃饭，不然饭菜就要凉了。”
士兵们这才拿起筷子吃饭，陈洋他们也快到一张桌子上坐下，桌子上面的菜跟士兵们一样，只不过厨房哪里还在炒菜。
下午的时候陈洋在军营里到处转转，看了士兵们的训练、枪械保养、宿舍等。
看到了和自己要求的一样，没有任何折扣，是非常满意的。
然后众人回到师部办公楼，这里有一个沙盘，寿张周围几个县的地貌都标注的很清楚，包括东北军的防地。
第二天上午陈洋又继续出发，这一站要到第一军军部驻扎地临清。
一圈走下来都腊月十五了，一个师基本上只能待上一天，不然时间来不及，还有几天时间就要到了一二八了。
一圈走下来整体上没有什么问题，有的也只是士兵们在训练的时候，耳朵、脸、手、脚有冻伤，不过陈洋也让各师适当的减少户外训练。
回家家里李心瑜就帮陈洋脱去大衣，问道“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都转完了。”
陈洋说“你别累着了，我自己脱就行了。”
现在李心瑜已经怀孕了，陈洋不敢让她累着了。
李心瑜说“哪有那么娇气，这点活还是可以的。”
陈洋说“那也要注意点，医生有没有给你开安胎药。”
李心瑜说“开了，就是有点苦。”
自从李心瑜怀孕，陈洋就给她找了一个老中医，老中医父亲是一名御医。
陈洋说“为了孩子，在苦你也要喝。”
李心瑜说“嗯”。
陈洋来到了办公室，他还要处理这段时间积累的公文，有些公文需要他亲自处理或签字。
1932年1月18日下午，川岛芳子唆使2名日本日莲宗僧人与3名日本信徒到毗邻上海公共租界东区（杨树浦）的华界马玉山路的三友实业社总厂去生事。日方5人在厂外观看厂内工人义勇军操练，并投掷石子挑衅，故意引发冲突。而之前川岛芳子早已经雇佣打手扮成工人模样混入人群，冲突中日方5人遭到不明人士攻击，事后日本总领事馆声称，日方有一人死亡，一人重伤，然而警察并未成功逮捕犯人，因此日本指控攻击事件为中国人的工厂纠察队所为。此即所谓“日僧事件”。
1月20日凌晨2时许，数十名日侨青年同志会成员趁夜放火焚烧了三友实业社，又砍死一名、砍伤两名前来组织救火的工部局华人巡捕。当天下午，田中隆吉煽动1200名日本侨民在文监师路（塘沽路）日本居留民团集会，并沿北四川路游行，前往该路北端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要求日本海军陆战队出面干涉。途中走到靠近虬江路时，开始骚乱，袭击华人商店。
为扩大事端，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村井仓松1月21日向上海市长吴铁城承诺缉拿焚烧三友实业社的凶手之余，同时提出了无理的四项强硬要求：1.上海市长对日僧事件进行公开道歉；2.逮捕和处罚作案者；3.对被害者进行经济赔偿；4.取缔和解散上海以抗日救国会为首的一切反日组织和团体。
1932年1月22日，日本驻上海第1遣外舰队司令盐泽幸一发表恫吓性声明，声称上海市长如果对松井所提4点要求不做令日方满意答复，日本海军将采取“适当行动”。
之前板垣征四郎和参谋本部早就安排好了“假战争”的准备。“日僧事件”发生后，日本海军以保护侨民为由首先调兵遣将，向上海增派军舰。
日本海军除“九·一八”事变后陆续驶抵上海的军舰外，于1月21日从本土吴港派出巡洋舰“大井”号和第15驱逐队（驱逐舰4艘）运载第1特别海军陆战队450余人和大批军火，于23日抵达上海。24日停泊于旅顺港的“能登吕”号特务舰（航母，1.4万吨，载机6架）也驶抵上海。
同日（26日）日本海军省又命令从日本国内急调第1 水雷战队（旗舰“夕张”号巡洋舰率第22、第23、第30驱逐队，共有驱逐舰12艘），运载第2特别海军陆战队460余人开沪，并于28日下午到达。
至此，日军在上海集结了军舰24艘，飞机40余架，海军陆战队1830余人及武装日侨三四千人，分布在日租界和黄浦江上。（1月28日，日海军省又下令调航空母舰“加贺号”、“凤翔号”，巡洋舰“那珂号”、“由良号”和“阿武隈号”3艘及水雷舰4艘从本土出发开赴上海。）
1932年1月24日，日本特务机关派人放火焚烧了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在上海的住宅，诬称是中国人所为。27日，村井向上海市当局发出最后通牒，限28日18时以前对四项要求给予满意答复，否则采取必要行动。
当时负责防卫上海的国军是粤军的十九路军，由蒋光鼐任总指挥、蔡廷锴任军长，十九路军的领袖是京沪卫戍司令陈铭枢。陈铭枢及十九路军主张应付日军挑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