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关注科举考试和朝廷征召的官员选拔途径。
当前，大约六至七成的在朝官员，源自国子监的监生，通过朝廷的选拔和委派得以任职。
因此，国子监监生的身份相当于候补官员，只要通过结业考试，即可入朝担任官职。
回到明初时期，进入国子监学习并非易事。
对于皇亲国戚或功臣后代，虽享有特权入学，但结业考试必须凭真实才学。
普通民众若想进入国子监，必须通过相应的考试才有机会。
因此，这个时代的国子监监生拥有极高的社会认可度。
正因这份认可度，使得这些监生们流露出傲慢的态度，因为他们与围观的百姓已属于两个截然不同的阶级。
他们已跻身统治阶级，而百姓仍被统治。
有人向一位儒生打扮的老者询问：“张老爷，既然国子监监生有上书言事的特权，为何还会来到上元县敲响鸣冤鼓投诉？”
这位老者是上元县内颇有声望的儒生。
他曾拒绝朝廷的官职征召，而在叶瑾整治胥吏和衙役时，他主动出面安抚百姓。
叶瑾对他深感感激，多次拜访，但他避而不见。
总的来说，这是一个见识广泛但性格古怪的老人。
听到这个问题，老人没有摆架子，冷哼一声回答：“这是叶家小儿的高明之处...”
他始终称叶瑾为“叶家小儿”
。
其他人习惯了他的称呼，并无异议。
发问的人听后更困惑了，追问：“这和我们县尊有什么关系？”
老人幸灾乐祸地表示：“这些国子监监生并非来击鼓鸣冤，而是来兴师问罪。
叶家小儿几乎掀翻了江南士林的祖坟。”
虽然他的话语让人摸不着头脑，但其他人早已知道他的习性，耐心地等待他的解释。
老人接着问：“你们最近上元县卖得最好的是什么？”
有人立刻回答：“报纸。”
报纸的出现，于应天府掀起了一股热潮。
这个新时代的媒介，以志怪小说、评书等内容填补了人们的娱乐空白，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
叶瑾巧妙地利用报纸传播袁秀英案的细节，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
平民百姓对弱者的同情和对统治阶级的隔阂，使他们对袁秀英案中的官员心生厌恶。
随着事件的发酵，江南士林的声誉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仿佛成了民众宣泄情绪的出气筒。
这就是人们所称的叶瑾触动了江南士林的底线的原因。
在百姓们的议论纷纷反映出他们的善良和同情心。
他们深知自己是弱者，因此对更弱的人更加同情。
无论是孟子还是荀子，都无法简单概括人性的复杂性。
人性既包含善良，也有 ** ，但同情弱者却是人的本性。
叶瑾正是抓住了人性的这一弱点，通过报纸全面揭示了袁秀英案的细节，引发了整个大明朝底层百姓的同情和支持。
尽管单个百姓的同情可能微不足道，但汇聚起来的力量却能产生巨大的影响。
若百姓的同情汇聚成洪流，其力量足以引发深刻的变革。
远处，国子监监生们亦听到了百姓的议论与愤慨之声，他们的面色逐渐凝重。
然而，无论他们是不屑还是害怕民愤，百姓们的指责之声似乎并未引起他们太大的反应。
李文忠与魁梧汉子混杂在百姓之间，对于百姓对文人的谩骂，他们只是相视一笑。
身为粗鄙武夫，他们自然看不惯文人的做法，听到百姓的指责，他们心中甚是欣慰。
更远处的一辆马车中，李景隆听到百姓的咒骂之声后，脸色铁青。
他冷哼一声，认为百姓是被宠坏了，并扬言若他执掌此县，必将让百姓尝一尝所谓的圣人教化的滋味。
坐在他旁边的黄子澄也认同百姓成不了大事的看法。
方孝孺则批评叶瑾的行为，认为他奸猾，不采用正常的上书方式反对朝廷对袁秀英的判决，反而用类似泼妇骂街的方式，实在是有辱斯文。
马车内除了他们三人，还有齐泰和解缙。
原本他们打算让叶瑾上书反对朝廷对袁秀英的严惩。
他们认为这虽然是一起凶杀案，但已涉及到党争范围，党争应该在朝堂层面解决。
作为江南士林的代表，他们精心策划了这场行动，企图利用叶瑾的嫉恶如仇的性格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然而，叶瑾并没有按照他们的预期行事。
他不仅不上书反对，反而选择了通过报纸发表意见。
如今，《上元周报》不仅流传于江南地区，甚至即将成为整个大明的热门读物。
叶瑾借助报纸的影响力，将袁秀英的案子公之于众。
应天府的百姓们了解了案情的始末，并明白读书人并不占理，反而行为失德。
自古以来，读书人掌控着社会的话语权，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士绅具有绝对的统治地位。
但叶瑾通过报纸，成功夺得了话语权。
平日里，他们利用舆论操纵风云，如今却成了受害者的一方。
叶瑾整理好自己的官服，让自己显得更为威严，犹如一位即将奔赴战场的将军。
他现在的战场，是他从那些读书人手里夺过来的主动权。
他如果怯战而逃，就会丧失战场的主动权。
叶瑾费尽心思筹办报纸，并投入巨大代价让报纸在应天府乃至整个江南地区流行，其目的不仅是针对袁秀英一案。
他真正的意图是利用此案，打压已经成气候的程朱理学。
程朱理学作为儒家学派的一个分支，虽然具有一定的积极和进步意义，但它对思想的禁锢、对女性的压迫以及对自然学科的打压等，都阻碍了社会的进步。
该学派由程颢与程颐兄弟在北宋时期创立，经过杨时、罗从彦、李侗的传承，到南宋时期由朱熹集大成。
但在社会经济发达、自然科学蓬勃发展的两宋时期，程朱理学并不受统治者待见，反而受到朝廷的打压。
到了蒙元异族统治时期，为了巩固统治，程朱理学被第一次正式确立为官方意识形态。
因为这个学派有助于巩固统治者的统治，并提升读书人在内的地主阶级的社会地位，所以被广大知识分子所接受。
在元末明初之际，汉族地主与读书人组成的“义兵”
成为红巾军的主要力量。
然而，元朝统治者始终未将汉族地主阶级和文人集团纳入统治核心，而是将他们视为被剥削的对象。
尽管蒙元朝廷大力推广“程朱理学”
，但由于汉族文人的 ** 和蒙元政权对汉人的不公正待遇，该学派始终未成为大明的主流思想。
该学派不仅禁锢思想、压迫女性、打压自然学科，更重要的是培养了一种奴性，使人失去反抗意识。
到了明朝前中期，明廷接受了这种思想并将其推广为全国普世思想。
然而，明廷并未完全禁止民间异议。
明朝中期，王阳明创立的“心学”
与“程朱理学”
相悖，两种思想的碰撞促进了明朝的文化繁荣，甚至推动了江南地区的资本主义萌芽。
若不是因为明末战乱、清廷的闭关锁国及多次的民间动荡，华夏或许能率先步入资本主义时代，避免那段屈辱的历史。
清廷同样是由少数族裔统治多数族裔，其政策与蒙元相似。
清廷吸取了蒙元短命统治的教训，一方面吸纳汉族地主阶级和文人集团，另一方面通过暴力压制汉族进步思想。
清朝时期，“ ** ”
大规模爆发，涉及人数众多。
清廷将扭曲的“程朱理学”
推广全国，作为统治策略的一部分。
这使得西方人在短短百余年间对华夏人的评价发生巨大转变。
在明朝时期，传教士对明朝人的评价是聪明、勤劳、谨慎、礼貌，愿意与明朝人交往。
而在清朝时期，西方人认为华夏民族变得麻木、愚昧、封闭、自大且可悲，并将这一切归咎于女真人的统治。
然而，造成百姓愚昧和麻木的真正推手是“程朱理学”
。
叶瑾志在改变大明，欲避免明末华夏民族的浩劫，必须遏制程朱理学在萌芽阶段。
虽然程朱理学有其积极意义，但其缺陷明显，掩盖不了其被淘汰的命运。
叶瑾怀揣着战意，想象自己如同身披铠甲的战士，准备迎战灭世魔王。
公事房内，张典吏的日常是早到衙门，喝茶看报。
他四十多岁，却如同退休老人，无心政事，只想捞钱享乐。
他对权力和民生无感，认为只有金钱和女人才是真实，因此勾结当地大户，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私利。
然而，因皇帝朱元璋对 ** 的严厉打击，他只能小心行事。
但自从叶瑾担任县令以来，他的好日子就到头了，手下被清理，勾结的大户也被铲除。
张典吏平日小心行事，但仍被叶瑾断了财路，如今已彻底认命，不敢再搞小动作。
想起上次的经历，张典吏决定躺平，只要不惹上叶瑾，就安心在公事房看报喝茶。
今天，公事房的鸣冤鼓突然响起，而差役并未向他汇报，而是直接去找了和尚师爷。
原来县尊老爷已授权和尚师爷处理一般庶务，其权力甚至超越了他这个九品官员。
张典吏早已习惯这种局面，看到和尚师爷出门后，他又继续低头看报。
不久，一个书吏前来告知他有人击响了鸣冤鼓。
张典吏坐在案前，手中的报纸尚未放下，他的目光略显疲惫，似乎正沉浸在某种思绪之中。
书吏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沉思，他微皱眉头看向书吏。
此刻的书吏仿佛知道事态的严重性，小心翼翼地透露着消息。
书吏道：“今日非放告之日，却有钟声响起，必有冤情待解。
据闻，敲击钟声的是国子监监生们。”
此言一出，张典吏脸上露出震惊之色。
他知道国子监监生非泛泛之辈，乃是朝廷未来的官员，属于势力庞大的士林阶级。
他们背后往往代表着一定的利益集团和社会阶层。
他们的出现意味着事情非同小可。
他意识到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一个可能置叶瑾于不利境地的好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