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三：分工协作——提升生产力的核心动力
“财富的增长，源于生产力的提升；而生产力的提升，源于分工协作。”这是《国富论》中最具实操性的观点。曹铄没有用晦涩的理论，而是用华夏百姓熟悉的“织布”“农耕”举例，将“分工”的道理讲得通俗易懂。
“以织布为例，”他写道，“朝廷时，一户织户需自己养蚕、缫丝、纺纱、织布、染色，一人从头做到尾，一天最多织一匹布。若实行分工：一户专司养蚕，一户专司缫丝，一户专司纺纱，一户专司织布，一户专司染色——养蚕者精通如何让蚕多吐丝，缫丝者擅长如何让丝更坚韧，纺纱者能让纱更均匀，织布者专注于提升速度，染色者能调出更鲜亮的颜色。如此一来，五户人家一天能织出十匹布，效率提升十倍，且布的质量更好、颜色更全。这便是分工的魔力：让每个人专注于自己擅长的环节，减少重复劳动，提升技艺熟练度，最终实现‘1+1＞2’的效果。”
农业领域的分工同样重要。曹铄提到：“华夏推行的‘农技师指导制’，便是分工的体现——农技师专注于研究稻种改良、耕作技巧，农户专注于田间劳作，铁匠专注于打造农具，三者协作：农技师教农户如何种新稻，铁匠为农户打造曲辕犁，农户便能事半功倍。徐州推行此制后，亩产平均提升十斤，这便是分工带来的生产力增长。”
他进一步指出，分工的本质是“发挥每个人的优势”：“一个人若既养蚕又织布，终其一生只能是‘半吊子’；若他只专注于养蚕，便能成为‘养蚕能手’，不仅能养活自己，还能为缫丝者提供优质的蚕丝。
华夏之大，有擅长农耕者，有擅长工匠者，有擅长经商者，有擅长学问者——让农耕者耕好地，工匠者做好器，经商者通好货，学问者教好书，便是最合理的分工，也是国家财富增长的核心动力。”
茶馆里，织坊的李师傅拍着大腿说：“太对了！我们作坊现在就是这么分工的，我专司织布，一天能织三匹，比以前自己养蚕时多了两倍！而且我织的布更平整，买的人也多，工钱也涨了！”
旁边的农技师也点头：“我不用种地，专门研究新稻种，去年培育的‘占城稻三号’，亩产比以前普通稻种多了一倍，今年好多农户都要求种——这就是分工的好处！”
核心观点四：法治保障——财富积累的前提是规则公平
“百姓敢积累财富，方能有民富；百姓愿积累财富，方能有国富。而百姓敢与愿的前提，是法治的保障。”曹铄在《国富论》中反复强调“法治”对财富的重要性，这与他此前在百姓大会上“司法独立”的言论一脉相承。
他批判朝廷“无法无天的财富掠夺”：“朝廷官员可随意强占百姓土地，可随意加征赋税，可随意没收商人货物——农户辛苦种粮，却被官差抢走；商人辛苦运货，却被关卡截留；工匠辛苦造物，却被权贵强索。
如此之下，百姓敢积累财富吗？不敢！农户宁愿少种粮，商人宁愿少经商，工匠宁愿少造物，因为‘多劳多得’变成了‘多劳多被抢’，最终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停滞不前，国家财富日益枯竭。”
而华夏的法治，要为财富积累“保驾护航”。曹铄写道：“华夏法律明确‘财产权不可侵犯’——无论是农户的土地、商人的货物，还是工匠的工具，任何人不得随意剥夺；法律明确‘税收法定’——赋税的种类、比例需经百姓大会审核通过，官员不得随意加征；法律明确‘合同效力’——商人之间的交易、工匠与雇主的约定，皆受法律保护，违约者需承担责任。”
“以商人为例，”他举例说明，“若商人与织户约定‘购买十匹丝绸，货到付款’，织户按时交货，商人却拒绝付款，织户可向法院起诉，法院会强制商人付款；若官员以‘查禁走私’为由，无故没收商人的丝绸，商人可向廉政署举报，官员会被严惩。有了这样的法治保障，商人敢大胆进货、扩大经营，织户敢多织布、多雇人，整个商业链条便会运转起来。”
他特别提到“对权力者的约束”：“官员手中有权，若不受法律约束，最易成为财富的掠夺者。因此华夏法律‘罪加一等’的条款，正是为了防止权力滥用——官员贪污受贿、强占民财，不仅要被开除职务，还要承担刑事责任，这便是用法律划出‘权力的边界’，让百姓相信：自己的财富不会被权力夺走，才能安心积累。”
茶馆里，曾被县吏强占土地的张老汉感慨道：“要是早有这样的法律，我爹当年就不会被抢走良田了！现在我家的地有‘地契’，官府说了，谁也不能抢，我终于敢放心种地了！”旁边的商人赵掌柜也说：“上次我运茶叶被关卡刁难，我去廉政署举报，那个官差很快就被撤职了，还赔了我的损失——有法律撑腰，我们商人做事才踏实！”
核心观点五：有限政府——政府的职责是“守夜人”而非“掠夺者”
“国家的财富不是靠政府‘经营’出来的，而是靠百姓‘创造’出来的；政府的职责不是‘掠夺财富’，而是‘守护财富’。”这一观点彻底颠覆了朝廷“官服掌控一切财富”的理念，曹铄将华夏政府的角色定义为“守夜人”——夜间守护百姓的安全，白天维护公平的秩序，不干涉百姓的生产与交易。
他批判朝廷官府“过度干预经济”：“朝廷实行‘盐铁官营’，将最赚钱的行业垄断在官府手中，百姓只能买高价盐、劣质铁；旧朝实行‘均输平准’，强行低价收购百姓的粮食，再高价卖出，从中牟利。政府本应是‘公平的维护者’，却成了‘最大的商人’，与民争利，最终导致百姓贫困、行业凋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