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升月落，时光在客运站喧嚣与宿舍清冷的两极间悄然流逝。春节的氛围如同退潮般迅速消散，S市重新恢复了它快节奏、高效率的冰冷面孔。对于杨梅而言，生活则重新进入了那个熟悉而疲惫的轨道——天不亮起床，在晨曦微光中挤上公交车，在客运站的人潮与噪音中站立、嘶喊、奔波一整天，然后在夜幕降临时，拖着仿佛不属于自己的身体，再次挤上公交车，回到那间唯一能让她卸下所有伪装的、空旷冰冷的306宿舍。
然而，与母亲到来之前相比，有些东西已经悄然改变。那两日短暂的、充满张力与压抑的“家庭团聚”，像一块投入心湖的巨石，激起的涟漪虽已渐渐平复，但湖底却沉淀下了一些无法忽视的砂砾。其中之一，便是她对自身经济安全更加敏锐的警觉。
每一天，当结束辛苦的工作，从侯姑姑或负责结算的人手中接过那几张或多或少的、带着体温和汗渍的纸币时，杨梅的心情不再是单纯的、因为生存得以延续而产生的微末喜悦，而是混杂了一种更加深沉、更加紧迫的审慎。
她将这几日的工资小心翼翼放好。
这个“放好”，不再是简单地塞进那个旧信封，然后扔进抽屉。她的动作变得更加隐秘，甚至带着一种仪式感。回到宿舍，锁好门，她会先拉上窗帘，确保不会有人从窗外窥视（尽管这可能性微乎其乎）。然后，她才从背包最内侧的隔层里，取出那个陪伴她许久的旧信封。
她并不急于将新赚的钱立刻放进去，而是会先将信封里原有的钱全部倒在书桌上，就着台灯昏黄的光线，仔仔细细地、一张一张地重新清点一遍。她的手指抚过那些或新或旧、面额不一的纸币，仿佛能透过纸张，触摸到它们所代表的每一个小时的站立，每一次喉咙的沙哑，每一分被压抑的尊严。这些钱，是实实在在的血汗钱，是她独立于那个令人窒息的家庭之外、唯一能够完全掌控的生存资本。
清点完毕，确认数额无误，她才会将新赚的钱，按照面额大小，整齐地叠放在旧钱的上面，再用橡皮筋仔细捆好，放回信封里。她会捏一捏信封的厚度，感受着那份沉甸甸的、由时间和体力凝结而成的“重量”，心里才会获得一丝微弱却真实的安全感。
看着日益增厚的信封，一个念头自然而然地浮现：想着什么时候再去存到银行里去。
将现金转化为银行卡里冰冷的数字，不仅是为了安全，更是一种心理上的“落袋为安”。只有将钱存入那个由国家信用背书的系统里，她才觉得这笔财富真正属于自己，脱离了可能被偷窃、被损坏、甚至被……索要的物理风险。
然而，这个以往看来理所当然的举动，此刻却让她心生迟疑。
母亲周丽华那张精明而充满控制欲的脸，以及她离开时那复杂难言的眼神，不由自主地浮现在杨梅脑海中。母亲这次过来，虽然最终铩羽而归，但她亲眼看到了女儿在打工，知道了女儿有收入来源（尽管她相信的是那个被大幅缩水的数字）。以母亲的性格，她会就此罢休吗？
一个冰冷的、带着忧虑的推测，像毒蛇一样悄无声息地缠上了她的心：
再者，杨母这次过来，想必她的银行卡已经不安全了。
这个念头让她感到一阵寒意。母亲是知道她银行卡号的！当初办理这张卡，还是母亲带着她去的银行，说是为了方便给她打生活费。虽然母亲已经连续数月没有打款，但那串数字，想必还牢牢印在母亲的脑海里。
如果……如果母亲哪天经济紧张，或者单纯地想要重新掌控她，会不会利用那张银行卡做文章？比如，去银行挂失？或者通过某种她不知道的方式查询余额？甚至……虽然可能性极小，但以母亲那种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强势，会不会试图冻结或转移里面的钱？
这个推测或许有些被害妄想，但对于在生存线上挣扎、每一分钱都至关重要的杨梅来说，她不敢冒任何风险。她不能将自己的全部身家，置于一个已经证明并不可靠、甚至可能带来威胁的源头之下。
她得把钱转到另一张卡上去。
这个决定一旦做出，就变得异常清晰和坚定。她需要一张全新的、完全属于她自己、与h州那个家、与母亲周丽华没有任何关联的银行卡。
她开始在心里默默规划。去哪里办卡最方便？需要带哪些证件？会不会有开户门槛或者小额账户管理费？她必须选择一家网点距离学校或客运站都不太远、并且对学生友好的银行。她还得计算好时间，趁着某天下午客运站人少，或者找个借口提前一点点下班，去把这件事情办好。
这个过程，充满了对一个十八岁女孩而言本不该有的算计和谨慎。它无关叛逆，而是最根本的自我保卫。是将自己从过去那种依附的、被动的关系中，彻底剥离出来的必要步骤。
她将那个装着所有现金的信封，重新藏回背包最隐秘的夹层里，拉好拉链，确保万无一失。然后，她关掉台灯，宿舍陷入一片黑暗。
躺在冰冷的床上，她望着天花板，心里那份因为母亲离去而略微松弛的神经，再次紧绷起来。前路依旧漫漫，充满了不确定性和潜在的风浪。但至少，在守护自己劳动果实这件事上，她不能再有丝毫的懈怠和天真。那张尚未办理的新银行卡，像黑暗中的一座微光闪烁的灯塔，指引着她朝着更加独立、更加安全的方向，艰难却坚定地驶去。她必须为自己建立起更加坚固的财务壁垒，因为她知道，除了自己，无人可以依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