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层面，军队的脚步刚过，戴着“华渊”标识（取自兵团统帅徐渊之名，寓意“华人之根”）的文职工作队便接踵而至。他们身着统一的卡其色制服，背着装满食盐、奎宁药品与铁质农具的行囊，深入刚被收复的村寨。工作队没有急于征税或摊派，而是先为患病的村民诊治、向贫困家庭发放救济，用最直接的善意打破部族对华人武装的敌意。随后，保甲制度被迅速推行：以十户为甲、十甲为保，选拔村寨中威望较高、且对兵团持友好态度的部民担任保长、甲长，负责维持治安、传达政令；简易学堂在村寨的空地上搭建起来，木板当课桌、树枝当粉笔，由识文断字的文职人员教授中文、算术与基础的卫生知识，尤其鼓励部族孩童入学——他们深知，文化的渗透才是长久统治的根基。与此同时，徐渊旗下“同济药业”的简易医疗点也在各核心村寨落地，医护人员不仅诊治常见病，更向村民普及防疫知识，用医疗资源换取民心。
经济层面，打着“华渊勘探队”旗号的地质工程师们，带着罗盘、放大镜与勘探工具，频繁穿梭于缅北的深山老林。他们的目标明确：标记锡矿、钨矿等战略矿产的分布，勘测优质木材的储量，记录可开垦的河谷平原。而那条早已存在的、通往云南边境的隐秘商道，被兵团投入兵力进一步拓宽、加固，沿途设置了多个哨卡与补给站，防范土匪与敌对势力的劫掠。自此，缅北的资源开始有组织地外流：成队的骡马驮着原木、矿石，在夜色的掩护下穿越边境，换回急需的武器弹药、棉布、机械零件与发电设备；而南洋华人财团提供的资金，则通过这条商道源源不断地流入兵团账户，形成“资源-资金-武器”的良性循环。
这一套军事、政治、经济三位一体的组合拳，如重锤般砸在缅北的土地上，清晰地传递出一个不容置疑的信号：这支华人武装早已不是漂泊无依的流亡客军，而是要在此地建立有效统治、长期割据的主人。他们正在将这片混乱无序、各方势力盘根错节的缅北边区，逐步改造为属于徐渊的、稳固的战略后方与资源基地——这里有矿产支撑军工，有粮食保障供给，有民心筑牢根基。
当香港商界的博弈仍在霓虹酒绿中胶着，缅北深山里的“新华人独立兵团”已凭借7.5万余武装成员的庞大规模，在徐渊的提前规划下，搭建起严密的内部体系，更以云南边境为纽带，织就了横跨中缅的生存与发展网络。
这么大武装成员的体量，需靠科学架构支撑作战与治理，兵团以“军政合一、层级分明”为核心，形成“统帅部-作战序列-辅助体系”三位一体的格局。
最高统帅就是徐渊本人，身兼兵团司令与“华渊”体系总负责人，日常处理事务的是副司令曾维献，下设总参谋部、政治部、后勤部、民事管理委员会四大核心部门，直接对徐渊负责。
总参谋部由原83师参谋长主导，汇集两军精锐参谋，负责战略规划、战术制定与情报统筹，下辖情报处（渗透缅北各部族、英国殖民当局与云南边境）、作战处、训练处；政治部主打思想凝聚，通过“华人同源、扎根缅北”的宣传，消除原83师与“南洋救国纵队”的隔阂，同时管控士兵纪律与民众思想。
主力作战部队（5.2万人）以原83师老兵为骨干，编为3个整编师、12个主力团，装备捷克式轻机枪、迫击炮、少量缴获的英式重机枪，是清剿部族武装、抵御外部干预的核心力量，士兵多经过滇西抗战、南洋游击战洗礼，战术素养远超地方武装。
地方守备部队（1.8万人）：由收编的亲华部族武装、当地华人青壮年组成，编为24个守备营，负责控制区治安、商道护卫与据点防守，武器以步枪、土炮为主，搭配主力部队淘汰的装备，同时接受政治部的思想改造与军事训练。
特种侦察部队（0.5万人）：选拔精锐士兵组建，擅长丛林侦察、敌后渗透与破坏，分为多个独立小队，深入缅北腹地、云南边境甚至英属缅甸城镇，搜集情报、拔除敌对哨卡、保护商道安全。
辅助体系是保障作战与统治的基础。后勤部下辖兵工厂（利用缅北矿产与云南输入的机器零件，简易仿制步枪、弹药）、物资储备处（囤积粮食、食盐、药品）、运输队（依托骡马与边境商道，实现物资快速调配）；民事管理委员会与“华渊”文职工作队联动，负责保甲制度推行、学堂与医疗点运营，同时吸纳部分有文化的当地华人与归顺部族精英，参与基层治理，缓解族群矛盾。
另外一方面，推行“战时军法”，严禁劫掠民众、违抗军令，违者轻则鞭刑，重则枪决，由政治部与宪兵队联合执行；晋升不看出身，只论战功与能力：原83师士兵可凭战功提拔，“南洋救国纵队”与收编武装的士兵也能通过表现进入主力部队，甚至担任军官，此举极大激发了士兵的战斗积极性。
云南边境的德宏、临沧等地，既是兵团与外界联系的“生命线”，也是其资源置换、获取支持的重要依托，双方互动呈现“隐秘合作、互利共生”的特点。
兵团将拓宽后的3条核心商道（分别通往瑞丽、孟定、打洛）设为“命脉通道”，投入1个守备师专门护卫，沿途设立18个哨卡，防范土匪与殖民当局的袭扰。
缅北的锡矿、钨矿、优质原木，通过商道以“走私”形式进入云南，由当地华人商号接手，转运至内地或香港，换取武器弹药（部分为国民政府军政人员私下倒卖的装备）、棉布、机械零件、发电设备与药品，甚至有少量云南军阀默许的粮食支援。
徐渊早年在云南积累的人脉发挥关键作用，部分边境官员、商号老板与兵团达成秘密协议：商号获得缅北资源的优先采购权，官员则收取“保护费”，默许商道通行，形成“兵团-华人商号-边境官员”的利益三角。
兵团从云南招募了2000余名矿工、铁匠与医护人员，进入缅北的矿产开采区、兵工厂与医疗点，带来先进的采矿技术与医疗经验；同时，部分云南的民间武装与兵团达成默契，互不袭扰，甚至在遭遇英国殖民当局压力时，互相提供情报支持。
兵团的情报处与云南边境的华人社团、商会深度绑定，通过他们搜集内地军政动态、英国殖民当局的边境部署，同时将部分重伤士兵与家属安置在云南边境城镇，避免其在缅北战乱中受损。
当然，云南地方军阀对这支跨境武装是既警惕又利用：警惕其壮大后可能渗透边境，因此严格限制重武器与大规模物资流入；又需要借助兵团牵制英国殖民当局在缅北的势力，同时通过商道获取经济利益，因此对其“有限度支持”。
兵团则始终保持克制：绝不允许士兵在云南境内滋事，商道交易严格遵守“暗箱操作”规则，避免给地方军阀留下“清剿”的口实，双方形成“你不越界、我不添乱”的隐性底线。
这种架构让7.5万大军既能形成合力，又能精准落地统治；而与云南边境的互动，则让兵团摆脱了“孤岛困境”，获得了持续发展的动力，为其在缅北的长期割据奠定了坚实基础。
这些举措犹如一把锋利无比的剑，无情地刺进了英国殖民当局那脆弱不堪、极度敏感的神经之中！要知道，尽管缅北地区名义上归属于英属缅甸所管辖范围之内，但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整个世界范围内的殖民统治体系都已经开始变得岌岌可危起来。特别是当印度爆发那场轰轰烈烈的独立运动之后，这股汹涌澎湃的浪潮更是如狂风暴雨般迅速席卷了整个东南亚地区。此时此刻的伦敦方面，正处于一种焦头烂额、自身难保的艰难处境当中。至于远在仰光的那些殖民政府官员们，则对于这片遥远且偏僻荒凉的掸邦山区完全束手无策——他们不仅没有派遣足够数量的军队驻扎在此地以加强管控力度，同时还受到当地错综复杂、盘根错节的各个部族之间那种微妙关系的重重束缚和制约，根本无法有效地组织起任何一次有规模、有成效的军事反击行动来。
面对如此困局，英国殖民当局简直就是黔驴技穷！到最后，他们也只好无可奈何地选择通过所谓的外交途径，给当时位于南京的国民政府发去那么寥寥几封语气软弱无力、毫无威慑力可言的抗议照会而已，并在其中义愤填膺地斥责对方居然胆敢明目张胆地纵容那些穷凶极恶的武装分子肆意破坏我们殖民地的社会安定与和谐秩序。
然而事已至此，任凭英国人怎样声嘶力竭地叫嚣呐喊，却都只不过是徒劳无功罢了！因为他们现在确实已经拿这个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的新华人独立兵团毫无办法。眼看着这支神秘莫测的队伍在缅北这片广袤无垠的土地上越做越强，逐渐崭露头角并成为东南亚大陆之上一支不容忽视的崭新势力时，英国殖民当局也唯有瞪大双眼干着急，却丝毫想不出其他什么好点子或者有效手段能够遏制住这种局势进一步恶化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