纷纷扰扰中，时间来到了1937年的元月二号，徐渊也在复盘西安事变，这场博弈棋局中的和平定数。
重庆的冬雾终于散去些，南山徐家大院书房里的炭盆还留着余温。徐渊指尖捻着泛黄的密报抄本，上面宋子文赴西安谈判的字迹早已模糊，旁边叠着的《大公报》评论样稿、西南厂矿戒备报表，还有那张朝天门码头江轮停摆的照片，都在无声诉说着去年十二月那场震动全国的变局。他抬眼望向窗外，21兵工厂的汽笛声隐约飘来，思绪不由自主飘回那个暗流汹涌的冬天——如今再细想，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从不是侥幸，而是各方在利益与道义间博弈出的唯一结局，这一点，徐渊从始至终都看得透彻。
首先南京内斗才是权力赌局里的破局关键。
徐渊至今记得十二月十三日那天，《大公报》重庆分社主编气喘吁吁闯进书房时的模样，对方手里攥着张皱巴巴的电报，声音发颤：“何部长在中枢会议拍了桌，说要‘讨逆’，飞机都往西安飞了！”听着这话，当时徐渊却没急着下判断，只是指节叩了叩案头的西南厂矿报表，淡淡道：“先别急着写‘内战将至’，去查何应钦的底细——他手里半数兵力的钢材补给，都得靠西南；他想接蒋先生的位，可宋家和孔家，能容他？”
后来的局势，果然没逃出徐渊的预判。何应钦的“讨伐派”喊得震天响，实则是场孤注一掷的权力豪赌——蒋先生若在西安出事，他这个黄埔元老便是最顺理成章的“继承人”。可他偏偏忘了，南京的权力根基早与“四大家族”缠成一团。徐渊后来从心腹递来的宋子文日记抄本里看到，宋美龄在中枢会议上摔了杯子，那句“蒋先生要是没了，你们的兵权、地盘，谁来保？”像把刀，精准戳中了所有人的软肋。
徐渊没坐视不管，他要做的，是给“和平派”添把力。他让《渝声晚报》特意刊登川黔运输线分析，字里行间点出“中央军驻陕部队三成粮弹，需经綦江铁矿供应”——这话不是给老百姓看的，是说给刘湘、龙云这些地方实力派听的。果不其然，刘湘很快派密使来渝，问徐渊“西南是否要表态”，徐渊只回了句“以政治手段护国家根基”，没过两天，刘湘便致电南京，公开反对“讨伐”。
就连cc系的陈立夫，也悄悄通过密探打听西南态度。徐渊让手下传了句“何先生若执意动武，西南厂矿恐难保障军需”，这话一出，本就对何应钦权力扩张心存警惕的cc系，立刻倒向了宋氏一边。
徐渊看得明白，何应钦赌的是权力，宋孔赌的是身家，而身家永远比权力更实在。后来宋美龄敢孤身飞西安，根本不是一时冲动——她早算准了，何应钦没底气真开战。徐渊从军政部拿到的密报显示，何应钦调去西安的“讨逆军”，装甲部队的燃油只够撑三天，民生公司的江轮“检修”停在朝天门，他的油船连川江都进不来。这场内斗，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和平派”的胜利。
其次，当前的军事僵局就是谁都输不起的生死平衡。
十二月十六日那天，徐渊站在21兵工厂的了望塔上，看着工人忙着拉铁丝网，心里清楚得很：西南厂矿的戒备，不是要打仗，是要让南京和西安都看清——没人输得起内战。
张学良和杨虎城手里有近二十万兵，西安城防固若金汤，可他们的软肋，徐渊一眼就看穿了。他让《华商日报》登了组数据：“东北军每月需粮三千吨，陕甘本地仅能供应六成”——长期对峙下去，粮弹耗尽、舆论转向，张杨撑不过三个月。
可南京这边，也没底气真动手。徐渊从军政部朋友那拿到的模拟推演报告写得明明白白：“强攻西安至少伤亡五万，蒋先生安危无保障”。谁敢担“害死委员长”的罪名？何应钦不敢，他手下的将领更不敢。
更关键的是红军的存在。徐渊收到的陕北情报显示，毛泽东、周恩来已经和张杨达成默契，红军愿意出商洛地区接应东北军——这“三位一体”的威慑，是南京最忌惮的。徐渊当即下令，綦江铁矿暂停民用钢材供应，就是要让南京知道：真打起来，西南不仅不供军需，红军还可能借道川北，战局就彻底失控了。
有天晚上，民生公司的卢作孚来见徐渊，说在宜昌看到中央军的运输船滞在码头，船长急得跳脚——江轮“检修”，他们的粮弹运不到西安前线。卢作孚问“要不要松点口子”，徐渊却摇头：“松了，他们就敢赌了。现在让他们卡着，才知道打仗的代价。”
后来宋子文去西安前，特意让秘书来渝，问西南运输何时恢复。徐渊只淡淡一句“等西安有了和平结果”，这话像颗定心丸，给了宋子文谈判的底气。
徐渊太清楚了，军事平衡从不是“谁能赢”，而是“谁都输不起”。张杨输不起长期孤立，南京输不起领袖安危，红军输不起再遭围剿。他做的，不过是在这平衡上加了块砝码——西南的厂矿和运输，让南京更不敢轻易掀桌子。
还有就是经济账本了，当前各方势力都撑不起内战的钱袋子。
去年年底，上海总商会的王晓籁给徐渊寄了封信，说在租界见了宋子文，对方私下抱怨“若内战起，法币怕是撑不过半年”。这话，正好戳中了和平的根本——打仗要花钱，可当时的国民政府，根本没这个钱。
徐渊手里的西南厂矿年度报表显示，1936年西南钢铁产量占全国三成，兵工器材占四成。真要是内战打响，这些厂矿要么被征调，要么遭破坏，徐渊估算过，三个月内产能就得减半。孔祥熙比谁都清楚这点——他掌管的中央银行，刚稳住法币发行，内战一来，军费激增必然引发通胀，法币改革的成果就全毁了。
徐渊没闲着，他让《新民周刊》特刊登了篇“法币与国计民生”，隐晦提了句“若市场动荡，侨汇恐将骤减”——这话是说给孔祥熙听的，也是说给海外华侨听的。
他从中国银行重庆分行拿到的数据显示，1936年侨汇占国民政府外汇储备近四成。若南京执意内战，华侨肯定停汇，到时候外汇枯竭，连进口军火都成问题。徐渊立刻让驻新加坡的商社发了篇通讯，提了句“侨胞盼团结抗日，若内战起，捐款恐难续”——这消息传回国内，上海的民族资本家们立刻联名致电南京，呼吁和平。
有次和重庆银行的胡子昂聊天，对方说重庆商号都在囤货，怕内战影响生意。徐渊却摇头：“让他们安心做买卖，南京不敢打，他们的钱袋子撑不起。”后来宋子文从西安回来，宣布“停止剿共”，胡子昂才专程来谢，说“还是徐先生看得透”。
徐渊只是笑了笑——不是他看得透，是经济规律不骗人。孔宋的经济帝国靠蒋先生的政治稳定支撑，民族资本家靠市场稳定生存，华侨靠国家统一才愿捐款。内战，就是断所有人的财路。他不过是把这账本摊开，让各方都看清：和平不是选择题，是生存题。
此时的国际外交棋盘的关键是欧美各大国都紧盯中国棋局。
一九三七年元旦那天，徐渊收到驻莫斯科朋友的密信，说《真理报》骂西安事变为“日本阴谋”的社论，是斯大林亲自审定的。看到这话，徐渊心里更有底了：苏联绝不会让中国内战，他们需要一个能牵制日本的中国。
苏联的心思很直白——法西斯在欧洲抬头，不能再让日本从东边夹击。蒋介石再反共，也是当时唯一能整合全国力量的人。徐渊立刻让《大公报》转载了苏联的社论，还加了段“编者按”，强调“国际间皆盼中国团结”——这既是借苏联的态度压南京，也是给中共递信号：苏联不支持“审蒋”，和平解决才是正道。
英美那边的态度，徐渊也摸得清楚。从上海租界洋行经理那听说，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私下对宋子文说“若中国内战，英国在华贸易恐受损”。英美在华有巨额投资，他们怕内战给日本可乘之机，挤掉自己的利益。有次在重庆英国领事馆的酒会上，领事隐晦问徐渊“西南对西安事的态度”，徐渊只回了句“我们支持能让中国统一抗日的方案”，对方当即点头：“这也是伦敦希望看到的。”
至于日本，徐渊收到的情报显示，他们驻北平的特务机关在煽动“华北自治”，想趁乱取利。可日本也怕——怕事变促成中国团结抗日。徐渊让《渝声晚报》登了则“日寇增兵华北”的消息，配了张日军演习的照片，就是要提醒所有人：内部纷争，只会让真正的敌人受益。
徐渊知道，中国从来不是孤立的棋盘。苏联要牵制日本，英美要保在华利益，日本想乱中取利——这些大国博弈，最终都指向“中国不能分裂”。他做的，不过是把这些国际信号通过舆论传递出去，让南京和西安都明白：和平是国际大势，没人能逆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