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渊看着南京新街口的车水马龙，想到上海的洋行经理们谈生意，言必称“市场供需”“汇率波动”，而如今在“首善之地”，耳边听到的却是“某总长的批示”“资源委员会的章程”。作为在实业界摸爬滚打相当长时间的资本家，他太清楚一座城市的经济逻辑：上海是资本主导的“商埠”，商业规则由市场书写；南京是权力盘踞的“都城”，所有资本流动都得跟着权力的指挥棒走。哪怕是街头小商贩的摊位选址，都可能与某个警局小吏的态度挂钩，更遑论他这样体量的实业公司，每一步决策都得先掂量与权力中心的距离。
这种权力对经济的深度渗透，在“南京（黄金）十年”推行的国家资本主义政策下被推向极致。国民政府试图以行政力量整合经济，却意外为官僚资本打开了方便之门——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核心的利益集团，如同一张无形的网，将金融、矿产、航运等关键领域牢牢罩住。徐渊曾在一次商界晚宴上，见过宋氏家族掌控的某家银行总经理，对方谈及业务时轻描淡写：“贷款批不批，看的不是企业资质，是背后的‘人’。”这句话像一根针，刺破了“市场公平”的假象，也让他彻底明白，1935年的南京，资本的力量远不及权力的“点金术”。
很快就要推行的“法币改革”，便是权力干预金融的典型例证。改革虽将结束此前货币混乱的局面，将货币发行权收归中央银行、中国银行等国家银行，但这些银行的高层任免，几乎全由政府核心官员把控——中国银行的董事长是财政部的前次长，交通银行的总经理则与孔家沾亲带故。
何茂才（徐家产业前大掌柜，经理团骨干）说过，他的一位朋友，经营着一家颇具规模的机械制造厂，去年为扩大生产线申请贷款，带着详尽的可行性报告跑了五趟中央银行，每次都被以“项目风险过高”驳回。可没过多久，他就听说一家刚成立的“官商”企业，仅凭一份粗略的计划书，就以低于市场两成的利率拿到了三百万法币贷款——原因很简单，这家企业的股东里，有军政部某高官的亲属。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这笔贷款的敲定，并非在严肃的银行会议室，而是在某高级官员的寿宴上，几杯黄酒下肚，几句“往后多关照”的寒暄，便定下了数百万资本的流向。
在资源控制领域，权力的身影同样无处不在。国民政府成立的资源委员会，名义上是“统筹国家资源开发”，实则成了官僚资本垄断关键产业的工具。委员会的委员长由行政院高官兼任，下设的各部门负责人，非亲即故，几乎全是权力圈层的核心成员。他们通过发放“经营牌照”“控制原材料采购渠道”等手段，将矿产、铁路、航运等经济命脉牢牢攥在手中。早先还未执行“产业转移”计划时，徐渊的纺织厂曾想拓展原材料来源，派人去江苏盐城的棉花产区考察，却发现当地优质棉花早已被一家有军方背景的贸易公司垄断——这家公司不仅拿到了资源委员会颁发的“独家采购许可”，还能以低价收购棉花，再以高价卖给像他这样的民族企业。而另一家与该贸易公司总经理有姻亲关系的纺织厂，却能以远低于市场的价格拿到优质棉花，成本优势一目了然。这种由权力主导的资源分配，让市场竞争失去了原本的意义，也让民族资本家陷入了“不依附权力就无法生存”的困境。
税收领域的权力寻租，同样让徐渊深感无奈。国民政府虽宣称要“整顿税收体系，规范商业秩序”，但复杂的税制设计，反而给了权力阶层可乘之机。拥有政治靠山的商户，总能找到各种“避税通道”——要么拿到“特种行业免税证明”，要么通过关系让税务局“漏报”营收；而没有背景的商家，则成了税收压榨的对象。
管家老周提起过南京城里曾有两家实力相当的绸缎庄，一家的老板是某位部长的同乡，不仅能享受“地方特产税收减免”，还能借助税务局的力量打击对手——每当有新客户上门，税务局就会“恰巧”去另一家绸缎庄“查税”，要么以“账目不清”为由罚款，要么以“涉嫌走私绸缎”为由查封仓库。不到半年，那家没有背景的绸缎庄就因频繁的“检查”而客源流失，最终被迫关门。周培劳说他曾亲眼见过绸缎庄老板搬离店铺时的场景，对方抱着账本坐在门槛上，红着眼眶说：“这哪是查税，这是拿着权力当刀子，逼死我们这些正经商人啊！”
徐渊常常在深夜复盘生意时感叹：在南京，商业的兴衰从不是市场规律决定的，而是权力距离丈量的。你与总统府、行政院的距离有多近，你的生意就能做得多大；你能搭上多少权力圈层的关系，你的资本就能有多安全。那些官僚资本就像盘旋在南京上空的秃鹫，凭借权力优势，肆意攫取经济利益，而民族资本家则像地面上的羔羊，要么选择依附权力，成为利益链条上的一环，要么就只能在权力的挤压下艰难求生。
地方势力的盘剥，更像附在身上的虱子，甩不掉也捏不死。徐渊听江浙会馆的一个叫赵德发的商人提过这事时，还替他捏了把汗。这位开了家小型机械厂，专门给工厂做零件，厂子落在城南雨花台附近。去年冬天，驻扎在附近的宪兵队找上门，说要“保障工厂安全”，让他每月缴一千五百法币的“劳军费”。赵德发起初不乐意，说自己没请他们“保护”，结果第二天一早，工厂的大门就被贴了“涉嫌私藏违禁器械”的封条，停了整整四天工。订单逾期要赔违约金，工人工资得照发，赵德发没办法，只能揣着钱去宪兵队“认错”。
更难缠的是本地青帮——每个月十五号，总会有两个穿短打的汉子上门，往桌上拍一张黑木牌，说要收“地盘费”，少则八百，多则一千二。有次赵德发想讨价还价，领头的疤脸汉子指着厂外的电线杆：“赵老板，您这机器要是夜里少了零件，或是仓库着了火，可没人帮您喊人。”徐渊后来见赵德发时，他苦笑着说：“徐先生，我这厂子看着是自己的，其实一半是给宪兵队、青帮‘打工’的。”
外国资本的竞争，则是压垮不少小商家的最后一根稻草。何茂才有段时间常去新街口的绸缎庄做市场调研，认识了老板周世昌。周世昌的铺子开了八年，专卖本地织的绸缎，花色新颖，质量也不错。可从去年秋天开始，斜对面开了家英国洋行，专卖伦敦运来的洋布——颜色鲜亮，洗了不缩水，价格还比周世昌的绸缎低一成。起初还有老主顾来，后来人越来越少。何茂才有次去时，看见周世昌正对着空荡荡的柜台发呆，柜台上摆着一匹他亲手设计的织金绸缎，却连问价的人都没有。“何先生您看，”周世昌拿起洋行的布样，声音发涩，“我这绸缎用的是最好的蚕丝，织了三个月才成一匹，可老百姓就认‘英国制造’，说洋布结实。”没过两个月，徐渊就听何茂才说周世昌的铺子关了门——欠了供货商的货款，还不上，只能把铺子抵了出去。
这些没背景的民族资本家，为了活下去，只能在权力的缝隙里小心翼翼地“钻营”，徐渊常从不同人的口中听闻他们的无奈。
赵德发应付地方势力时，也得靠“宴请”铺路。闲暇时听他的伙计说，上个月赵德发在中央饭店订了个雅间，请雨花台宪兵队的张队长吃饭。一桌菜点了金陵烤鸭、清炖狮子头，还开了两瓶进口红酒，光这顿饭就花了六百多法币——够厂里三个工人一年的工资。席间张队长随口提了句“最近要查工厂安全”，赵德发赶紧端起酒杯敬酒：“张队长，您放心，我这厂子每天都查安全，绝不给您添麻烦！要是队里需要零件，您一句话，我免费送过去。”徐渊明白，这顿饭不是吃滋味，是买“平安”——至少接下来一个月，宪兵队不会随便上门找茬。
还有些更“迫不得已”的选择，徐渊也是从商会的闲聊里听来的。城西开粮行的孙老板，去年把十七岁的女儿嫁给了税务局王科员的儿子。那王科员官阶不高，却管着粮食行业的税收。孙老板之前总被税务局“查账”，今天说账本不清，明天说漏缴了税，折腾得他快扛不住。联姻之后，税务局再没来过，甚至还帮他拿到了“军粮采购”的小订单。徐渊听人说，孙老板嫁女儿那天，躲在书房里喝了一下午闷酒，嘴里反复念叨：“我这不是嫁女儿，是给粮行找个靠山。”
徐渊知道，像赵德发、周世昌这样的民族资本家，才是南京实业界的大多数——他们没有四大家族的背景，没有外国洋行的支持，只有一颗“实业救国”的初心，却要在官僚资本的挤压、地方势力的盘剥、外国资本的竞争里，像野草一样艰难求生。他们送出去的每一块怀表、摆下的每一桌宴席、甚至牺牲掉的家庭幸福，都不是想攀附权力，只是想让自己的厂子多活一天，让手里的手艺能传下去。可在1935年的南京，这点点求生的念想，往往比秦淮河的浮萍还要脆弱——一阵权力的风刮过，就可能被卷得无影无踪。
徐渊感慨良多——尽信书不如无书！真是虚妄的“黄金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