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纪30年代的中国，买办资本如同密网般笼罩着工商业领域——彼时的市场里，几乎所有实业都绕不开洋行的掌控：大到工厂运转的核心机床、矿山开采的重型设备，小到生产所需的精密零件、日常流通的洋布洋皂，全依赖洋行从海外装船运抵；一旦洋行因时局或利益断供，无数车间便会立刻陷入“无米下锅”的停工困境。
更甚者，多数买办为求“省心”，直接从国外聘请“监工”管理中国工人——这些监工只懂按流程发号施令，对机械原理、生产逻辑绝口不提，中国工人只能像木偶般重复操作，稍有偏差便会遭遇呵斥与惩罚，始终被隔绝在技术核心之外。
而买办们的利润，全靠洋行给出的“差价空间”和独家代理的渠道垄断，至于“掌握技术”“自主生产”，在他们眼中不过是费时费力的“无用功”，每一艘载满外国货的轮船到港，都是他们账本上利润暴涨的信号，欢呼声响彻码头。
徐渊却在这片“依赖”的泥潭里，走出了一条完全相反的路。
他从海外“进口”的，从不是能直接变现的成品货物，而是能让中国实业扎根的“再生产能力”——他花重金聘请的外籍专家，身份从“监工”变成了“教官”，且挑选标准极为严苛：技术过硬是基础，更重要的是会教、愿教。这些专家的核心使命，不是盯着工人干活，而是把机械构造、加工工艺、设备维修的知识掰开揉碎：白天在车间里手把手带学徒，拿着图纸讲解零件的尺寸精度为何重要，握着扳手示范如何校准机床；晚上则在临时课堂上，用简单的绘图和公式，教中国技术人员看懂进口设备的设计原理。
徐渊要的从不是“能用外国设备”，而是“能造中国设备”，是让技术真正“内化”到中国人手里——他的机械厂特意开辟了一间“拆解研究室”，里面摆满了拆解到零件的进口设备，技术人员白天跟着专家学习，晚上就围着这些零件测绘、分析材质，反复试验不同的钢材配比和加工温度，哪怕一次仿制失败、两次精度不够，也从不停歇。
当其他买办在码头为外国货轮举杯时，徐渊常站在自己的机械厂车间里，看着工人手里刚下线的关键备件——可能是一个适配进口机床的齿轮，也可能是一个替代外国零件的阀门——零件的尺寸、精度与原厂别无二致，是中国工人靠自己的双手和学到的技术造出来的。
没有震天的欢呼，只有工人们互相传阅备件时眼里的光，而徐渊的欣慰，远比买办们看到利润时更沉、更实：他知道，这一个小小的备件，就是中国实业摆脱依赖的一步，是比任何商业成功都更重要的“底气”。
在这个国家工业主权近乎旁落的时代，外国资本把持着核心技术，欧美标准如同无形的枷锁，牢牢套在中国工业的脖颈上——从机器设备的设计规范到零件的尺寸精度，从生产流程的操作准则到成品的质检要求，无一不唯西方马首是瞻。
中国企业想要生产，就得花钱购买外国的技术许可；想要合格，就得按照欧美标准一点点校准，哪怕那些标准与中国的原材料特性、气候条件、实际使用场景格格不入，也只能被动遵从。而徐渊，就在他以实业为根基的商业帝国内部，掀起了一场没有硝烟、悄无声息的“主权收复”——这场“收复”无关呐喊与旗帜，只藏在车间的图纸上、工人的操作里、实验室的试验数据中，从技术、人才到标准，一步步将工业的“话语权”重新攥回中国人自己手中。
他用实打实的培养体系，打破了“中国人驾驭不了现代工业”的偏见。在他的工厂里，没有“中国人学不会精密技术”的定论，只有系统化的培训流程：学徒从认识工具、看懂基础图纸开始，跟着资深技师在机床旁反复练习，从打磨一个简单的螺栓到操作复杂的车床；技术人员则要深入学习机械原理，参与设备的拆解与组装，甚至被派去跟外籍“教官”一起分析生产中的故障。
曾经有个来自乡下的学徒，初到工厂时连游标卡尺都不会用，在徐渊的培养体系里，他跟着师傅学了一年多，不仅能熟练操作进口精密机床，还能根据生产中的实际问题，对零件的加工工艺提出优化建议。这样的例子在徐渊的企业里比比皆是，他们用双手证明，只要有科学的培养方法，中国人不仅能驾驭现代工业，还能把技术用得熟练、用得精准。
这股从车间里生长出的力量，也悄悄瓦解了当时弥漫的技术神秘感与民族自卑心。那时候，不少人提起外国工业技术，总带着一种“高不可攀”的敬畏，觉得那些精密的机器、复杂的工艺是中国人永远摸不透的“黑箱”，甚至有人因此觉得“中国天生就做不好工业”。
但徐渊的工厂像一扇窗，让外界看到：中国工人能独立组装出与外国同等精度的纺织机，中国技术人员能解决连外国专家都头疼的设备故障，那些曾被视为“神秘”的技术，不过是需要耐心学习和反复实践的知识。当有人参观他的机器厂，看到中国技师拿着图纸，有条不紊地调试自主生产的零件时，曾经的“技术崇拜”渐渐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我们也能做到”的底气，民族自卑的阴霾，也在这样的实际例子面前，一点点被驱散。
更重要的是，他通过“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路径，让企业逐步挣脱了对特定外国技术的依赖。徐渊从不满足于“会用”外国设备，而是执着于“吃透”技术：他的研发团队会把进口机器拆解得七零八落，测绘每一个零件的尺寸，分析每一种材料的成分，再结合生产实际进行改良。
以纺织业为例，过去中国纺织厂的机器易损件——比如梳棉机的针布、细纱机的罗拉——全靠从海外紧急空运，不仅价格高昂，还常常因为海运延误、时局动荡断供，一旦零件短缺，整条生产线就得停工。
而徐渊的机器厂经过反复试验，终于掌握了这些易损件的生产技术：他们选用更贴合中国棉花特性的钢材制作针布，调整罗拉的表面处理工艺以适应南方潮湿的气候，生产出的易损件不仅成本比进口低了三成，使用寿命还比原厂零件长了近一半。如今，他旗下的纺织厂仓库里，常年储备着自主生产的易损件，再也不用为了一个小小的零件，焦急地等待来自海外的航班，更不用看外国供应商的脸色。
而《徐氏工业标准》的诞生，更是这场“主权收复”的关键一步。
在此之前，中国工业界没有自己的标准，评判一个零件是否合格、一台机器是否达标，全凭欧美标准说了算——有时欧美企业悄悄修改了标准，中国工厂直到产品出口被退回，才知道自己“不合格”。徐渊组织技术骨干，结合自己企业的生产实践、中国的原材料特点和市场需求，制定出了《徐氏工业标准》：小到一个螺栓的螺纹间距，大到一台纺织机的整机性能，都有了清晰、具体的指标。
比如在纺织机易损件的标准里，他特意增加了“适应高温高湿环境”的条款，这是欧美标准里从未考虑的，却恰恰契合了中国南方纺织厂的生产环境。这意味着，徐渊的企业不再需要拿着欧美标准当“圣旨”，而是有了自己定义“合格”的能力——只要符合《徐氏工业标准》的产品，就能满足国内生产的实际需求，甚至比按欧美标准生产的产品更适配。这场悄无声息的“主权收复”，就这样让徐渊的商业帝国，成为了当时中国工业自主的一块坚实基石。
二十世纪动荡的时局里，炮火的阴影早已笼罩在实业的上空——徐渊亲眼见过上海滩企业主杨树浦的工厂在战火中沦为废墟，设备被炸毁在车间，仓库里的零件化为灰烬，更见过那些依赖外国技术的工厂，一旦厂房被毁便彻底断了生路，再也没能重新开工。他比谁都清楚，有形的厂房、机器终会被炮火吞噬，但无形的人才，却是唯一能穿越硝烟、永远无法被摧毁的核心资产。
那些在他的体系里成长起来的熟练工人与工程师，本身就是一座座“移动的工厂”：老车工闭着眼都能摸准机床的进给量，仅凭手感就能判断零件的精度是否达标，哪怕没有完整的图纸，也能凭着记忆复刻出关键部件的尺寸；年轻的工程师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记满了设备拆解的细节、故障排查的流程，甚至能徒手画出复杂的机械结构图。
曾经有一次，下属忧心忡忡地问他“若是厂房没了该怎么办”，徐渊指着车间里正在调试机器的工人说：“只要他们还在，哪怕找个废弃的院落，搭起简易的工棚，凭着他们手里的技术，就能让机器重新转起来，让生产重新开始。”而他一手搭建的培养体系，更不是依附于某座厂房的零散方法，而是一套能落地、可复制的“生产恢复蓝图”——从学徒的入门教材到技师的考核标准，从设备维修的流程手册到技术传承的师徒制度，每一步都被清晰地固化下来。
未来即便遭遇流亡与重建，只要带着这套体系和核心人才，就能在新的土地上快速搭建起培训课堂，让新人沿着成熟的路径成长，让停滞的生产迅速重启，无需再依赖外国的技术支援，更不用在废墟上从零摸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