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渊紧锣密鼓的安排“大采购”计划和“育才基金”实施，当前的国内却战火连天。时间推进到1930年11月5日，上海法租界的秋雨缠绵不绝，细密的雨丝敲打着公馆窗外的梧桐残叶，将叶片上的尘埃洗去，却洗不掉空气中弥漫的萧瑟寒意。徐渊坐在红木书桌后，指尖捏着一份刚从南京加急送来的电文，纸张边缘已被他无意识地攥出褶皱。电文上“中原大战终局，阎冯通电下野，东北军接管平津”的字样，像一块巨石，沉沉压在他心头。
他起身走到墙边悬挂的巨幅中国地图前，黄铜挂钩在地图边缘划出轻微声响。目光从上海法租界的小红点移开，一路向北，沉重地扫过河南、山东、河北那片被红线标注的交战区域——七个月来，这里是百万大军厮杀的战场，如今红线虽淡，却仿佛还能看到地图上渗出的“血迹”。“一场鹬蚌相争，徒耗国力的内斗，到头来，只便宜了虎视眈眈的外人。”徐渊低声叹息，指尖按在河南郑州的位置，那里曾是陇海线激战的核心，此刻想来，只剩满目疮痍。
徐渊的思绪飘回1928年——那年北伐军攻克北京，张作霖退回东北，南京国民政府宣告“统一”，可他当时就对着地图冷笑：“这哪里是统一，不过是把大半个中国，拆成了四块蛋糕。”
地图上，蒋氏中央军盘踞江浙沪，掌控着最富庶的财税之地；冯玉祥的西北军雄踞陕甘豫，数十万将士多是能征善战的西北汉子；阎锡山的晋军扼守山西，凭借表里山河的地形，手握重兵且根基稳固；李宗仁的桂系则掌控两湖与广西，形成南方屏障。这四大军事集团，表面臣服中央，实则各怀心思，就像四只蹲在蛋糕旁的猛虎，暂时的平静，不过是因为谁都没把握先出手而不被反噬。
“编遣会议，就是捅破窗户纸的那根针。”徐渊想起1929年蒋介石在南京召开的编遣会议，名义上是“裁减军队、充实国库”，实则是想借着中央名义，削弱冯、阎、桂三家的兵力。他当时就对心腹说：“蒋先生这步棋太急，削藩哪有不流血的？”果不其然，编遣会议刚结束，蒋桂战争便爆发，桂系败走广西；紧接着蒋冯战争打响，冯玉祥虽暂退，却埋下了更深的怨恨。
到了1930年初，阎锡山以“礼让为国”为由通电逼蒋下野，徐渊看到电文时，便知大战已不可避免。“阎老西向来精明，他是怕‘兔死狐悲’——桂系、冯系倒了，下一个就是他。”果然，阎锡山登高一呼，冯玉祥即刻响应，李宗仁的桂军从南方出兵，三方结成反蒋联军，八十万大军陈兵中原，一场席卷半壁江山的内战，就此拉开序幕。
五月战事初起时，上海租界内人心惶惶。洋行大班们忙着将资金转移到香港，买办商人四处打探消息，报纸上的战报真假掺半——一会儿说西北军攻克徐州，一会儿又说中央军收复蚌埠。徐渊却异常冷静，他一边通过二姐夫曾维献（此时的中央军嫡系旅长）获取前线密报，一边让旗下商队避开河南、山东、两湖的交战区，将运输线路改道安徽、江西，同时下令所有工厂加派护卫队，严防败兵溃勇劫掠。
“反蒋联军八十万，声势确实骇人。”徐渊看着曾维献发来的密信，信中说西北军在陇海线攻势凶猛，士兵光着膀子冲锋，中央军防线数次被撕开；阎锡山的晋军则沿津浦线南下，轻松攻占济南，直逼徐州；南线桂军更是一路北上，兵锋直指长沙，大有“南北夹击”之势。
那段时间，租界里的流言传到极致——有人说蒋介石要下野，有人说南京政府要迁都武汉，甚至有洋记者预测“中国将重回军阀割据时代”。徐渊却不为所动，他对着地图分析：“联军虽多，却各有算盘。冯玉祥想借联军之力恢复西北军元气，阎锡山怕折损晋军主力，李宗仁只想保住桂系地盘，三个心思各异的人，怎么可能拧成一股绳？”他严令徐家产业按兵不动，只做一件事：囤积粮食与药品，等着战后的“机会”。
转机果然在八月出现。曾维献的密报里提到，蒋介石改变策略，不再全线设防，而是集中精锐主力，先打最弱的晋军。“蒋介石这手‘擒贼先擒王’（实则是‘先打弱敌’），算是走对了。”津浦线争夺，中央军在空军掩护下发起猛攻，晋军本就不善野战，加之阎锡山不愿投入精锐兵力，很快溃退，济南被收复，津浦线战局逆转。
与此同时，冯玉祥孤注一掷，发动“八月攻势”，集中西北军所有精锐，猛攻陇海线中央军阵地。曾维献在信中说：“西北军将士死战，阵地反复易手，尸横遍野。”可关键时刻，阎锡山承诺的晋军援军却迟迟不到——他怕西北军趁机壮大，竟选择保存实力。徐渊看到这里，重重拍了下地图：“蠢货，联军败局已定！”果然，西北军久战兵疲，弹药耗尽，攻势最终瓦解，反蒋联军的士气一落千丈。
真正决定战局的，是地图最北端的那股力量——张学良的东北军。徐渊从六月起就密切关注张学良的动向，他知道，东北军十余万精锐屯兵山海关，就像一把悬在联军头顶的利剑，“谁能争取到张学良，谁就赢了一半。”
九月十八日，张学良发出“巧电”，宣布“拥护中央，武力调停”，随后十万东北军精锐挥师入关，兵不血刃地接管了北平、天津与河北。“这哪里是调停，分明是抄了联军的后路！”徐渊盯着地图上东北军入关的路线，阎锡山的晋军腹背受敌，冯玉祥的西北军后路被断，桂军也因北线溃败而退回广西。短短一个月内，反蒋联军土崩瓦解，阎、冯二人通电下野，残余部队或被中央军收编，或沦为流寇，历时七个月的中原大战，终以蒋介石的“惨胜”告终。
徐渊拿起桌上的战报汇总，上面的数字触目惊心：“双方伤亡逾三十万，流民数百万，河南、山东等地农田荒芜，村庄被毁者逾万。”他想起妻子陈舒妍昨日回来时通红的眼睛——“厚生慈善会”的施粥棚前，挤满了逃荒的流民，有的孩子饿得只剩皮包骨，有的老人因亲人战死而哭断肝肠。“三十万青壮，都是能种田、能做工的劳力，就这么没了……”徐渊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这不是冰冷的数字，是一个个破碎的家庭，是国家元气的损耗。
但他的忧虑，远不止于此。指尖再次落在地图上，目光变得愈发锐利：
蒋介石虽击败反蒋联军，却也是“惨胜”——中央军伤亡近十万，军费消耗逾三亿银元，江浙财阀的支持已近极限（徐渊可不会当冤大头，他一直都是随大流，意思一下）。更重要的是，蒋介石靠的不是“威望”，而是权术与东北军的支持，地方实力派虽暂时臣服，却埋下了更深的怨恨。“他只是把表面的‘乱’压下去了，底下的‘火’还在烧。”徐渊判断，蒋介石接下来必然要忙着收编联军残部、填补华北权力真空，根本无力顾及其他——这恰恰给了其他势力可乘之机。
冯玉祥的西北军彻底瓦解，这位曾叱咤风云的“基督将军”黯然隐退；阎锡山龟缩山西，晋军精锐损失殆尽，再无问鼎中原的实力；李宗仁退回广西，凭借山高路远固守，等待东山再起。而最大的变数，是张学良。东北军主力入关，虽掌控了华北，却让东北老家成了“空城”——徐渊指着地图上的东北三省，那里只留下一些二线部队和地方保安团，防务形同虚设。“张学良年轻气盛，想借入关扩大势力，却忘了‘唇亡齿寒’的道理。”
这是徐渊最担心的一点。他从梅隆家族的渠道得知，日本关东军早已在东北增兵，频繁举行军事演习，对东北的资源与战略要地垂涎三尺。“中原大战前，东北军还有二十万精锐驻守，日军不敢轻举妄动；如今精锐入关，东北就像没了门的院子，日军岂会放过这个机会？”徐渊的指尖重重按在沈阳的位置，“九一八”事变的阴影在他脑海中浮现，“亡国之兆啊！用不了多久，东北必有大变。”
与此同时，徐渊注意到另一个被忽略的力量——南方的红军。中原大战期间，蒋介石将主力投入北方，根本无暇“剿共”，红军趁机在赣南、闽西扩大根据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兵力从数万人发展到十余万。“蒋介石现在顾不上南方，等他腾出手来，‘剿共’必然是重中之重，可那时，东北的火恐怕已经烧起来了。”内忧外患交织，中国正一步步走向更危险的境地。
“赢了内战，输了国防，徒令仇者快，亲者痛。”徐渊回到书桌前，将战报与电文整理好，盖上“机密”印章。这场大战没有赢家，唯一的“赢家”，是潜伏在东北的日本侵略者。
窗外的雨还在下，徐渊却感觉不到丝毫凉意——心中的紧迫感如烈火般燃烧。他必须加快步伐：美国采购的设备要尽快运抵，优先运往四川、湖南的内陆工厂；战略物资的储备要翻倍，尤其是石油、钢材与药品；要尽快与二姐夫曾维献见面，商议如何利用轻武器技术，为他所在的部队提升战力；“厚生慈善会”的“育才基金”要提前启动，多资助些学理工的学生，为将来的国难储备人才。
1930年的这场秋雨，不仅带来了萧瑟，更预示着一个黑暗时代的来临。徐渊站在窗前，望着法租界灯火通明的街道，深知这片暂时的繁华转瞬即逝。他能做的，就是在风暴来临前，筑牢徐家的根基，也为这片苦难的土地，多保留一丝抗争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