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仲夏，上海法租界徐公馆书房内，巨幅世界地图铺满整面墙壁。徐渊立于地图前，指尖自上海出发，掠过太平洋，最终重重落于北美大陆。书桌上，泛黄的物资清单与厚达数寸的项目计划书摊开，字迹遒劲的批注间，藏着一套利用全球经济危机为徐氏实业帝国输血升级的宏大布局——全球危机大采购战略计划。
“梅隆家族的渠道已通，美国物价跌至谷底，此时便是抄底的最佳时机。”徐渊凝视地图上的北美区域，低声自语，脑海中早已勾勒出这场“危机盛宴”的猎物清单，每一项选择，皆紧扣“稳根基、补短板、谋长远”的核心目标。
“乱世之中，粮食便是最大的底气。”徐渊首先在清单上圈出粮食类目，目光落在玉米、小麦、大豆及食用油等耐贮存品类上。这并非单纯的原料采购，而是一套兼顾民生与产业的组合策略。
全球经济危机传导至国内，粮价波动已成定局。大规模进口低价粮食，可通过旗下“广济农产”的渠道投放市场，直接平抑粮价，避免流民因饥馑引发社会动荡——这既是行善，更是为徐氏产业筑牢稳定的外部环境。
这些低价粮食将成为“华丰食品”的核心原料，通过引进的先进设备加工成面粉、饼干、罐头等工业食品；大豆则交由榨油厂提炼食用油，既降低生产成本，又通过深加工创造更高利润。同时，工厂扩大生产可吸纳大量失业流民，将原料优势转化为就业岗位与产业控制力，进一步巩固徐氏在华东民生领域的龙头地位。
手指划过清单，徐渊在“工业设备”一栏重重敲击——这是此次采购计划的核心，是徐氏实业从“规模扩张”转向“技术跨越”的关键。所有设备选型皆遵循“适配性优先”原则：优先选择中小型、易运输、好维护的设备，兼顾江南地区现有工业基础与未来向抗战大后方转移的需求。
纺织印染领域：为“明远缫丝”“华新纺织”“华彩印染”锁定最新式纺织机、高速印染机及精密印花机。新设备可将生产效率提升30%以上，同时降低原料损耗，让徐氏纺织产品在质量与成本上双重领先，彻底挤压中小作坊生存空间，巩固华东纺织业霸主地位。
食品加工领域：为“华丰食品”引进全套罐头生产线、自动化面粉加工设备及无菌食品包装机械。这意味着低价进口的粮食能快速转化为耐储存、易运输的工业食品，不仅满足国内市场需求，未来更可供应军需，打开新的利润空间。
重工业基础上需要布局机械与能源自主。
采购车床、铣床、钻床、冲压机等“万机之母”，用于强化自家机械修理作坊，升级为小型机械厂。此举一来可自主维护徐氏庞大的设备体系，摆脱对外资机械厂的依赖；二来可承接外部订单，逐步向重工业渗透，为未来制造更复杂设备打下基础。
还要重点采购中小型柴油发电机、燃煤发电机组，确保核心工厂在电网不稳时能自主供电；同时引进小型电弧炉与轧钢设备，将废铁或低价进口铁矿石加工成机械制造所需的钢材，实现“能源-金属-机械”的初步闭环，减少对外依赖。
“机器没有动力，再好的设备也只是废铁。”徐渊深知能源的重要性，在清单上为能源类目单独列出详细计划。
通过梅隆家族渠道，大规模采购柴油、汽油，存入沿江沿海的自建油库。这些燃油不仅要满足现有运输车队、发电机的需求，更要为未来可能引进的机械设备储备“动力粮食”，避免因国际油价波动或运输中断影响生产。
更进一步瞄准美国破产中小型石化企业，计划收购小型炼油装置、氧化裂解设备及化肥生产设备。炼油设备可将原油加工为不同标号的燃油，降低对成品油价的依赖；化肥设备则能为“广济农产”的种植基地提供低价化肥，同时对外销售，切入化工领域这一空白市场。
“买设备只能学皮毛，握专利才能掌核心。”徐渊的目光早已超越硬件，直指技术壁垒的突破。他下令团队不惜重金，聚焦两类技术资料的搜集。
第一类是实业核心专利，重点搜集纺织工艺改良、印染染料配方、食品防腐技术、机械设计图纸等专利。需要引进欧洲最新的气流纺纱技术专利，可进一步提升纺织效率；获取食品真空包装专利，能延长罐头、饼干的保质期，扩大销售半径。这些专利将直接转化为徐氏产业的技术优势，拉开与同行的差距。
第二类就是对医药领域前瞻布局。
徐渊敏锐察觉到现代医学的潜力，将西药生产技术作为前瞻性布局。团队需重点搜集阿司匹林、吗啡、奎宁、阿托品、硝酸甘油、青霉素等成熟西药的生产工艺专利与技术资料：
阿司匹林、奎宁等药物可用于日常医疗与未来战时急救；青霉素虽尚未大规模生产，但徐渊掌握相对成熟的小批量生产工艺，提前获取技术资料，可在国内率先搭建生产线，抢占医药市场先机；这些技术将为徐氏未来进军医药领域埋下种子，既是民生保障，也是极具潜力的高利润产业。
“乱世之中，无武力护航，纵有金山银山，也不过是他人眼中的肥肉，早晚沦为他人嫁衣。”徐渊立于书桌前，指尖摩挲着清单边缘，目光掠过纸面，最终在角落空白处，以沉稳的笔触添上“轻武器技术”四字。这并非一时兴起的决定，更非意图涉足军火贸易的野心，而是他基于时局深思熟虑后，布下的一步精准“政治投资”棋。
彼时的中国，军阀割据的余波未平，南京国民政府虽名义上统一全国，却难以完全掌控地方势力；更遑论日本侵华的阴影已在东北蔓延，未来局势只会愈发动荡。徐渊深知，纯粹的商业实力在乱世中不堪一击，唯有与政治、军事力量深度绑定，才能为庞大的徐氏实业筑起坚固屏障。而轻武器技术，正是打通这层绑定的“钥匙”。
他将目光锁定在欧美成熟可靠的轻武器品类上，通过梅隆家族在军工领域的隐秘渠道，制定了一套周密的技术获取计划。目标清晰明确：不仅要拿到汤普森冲锋枪、春田步枪、柯尔特手枪这三款当时主流轻武器的全套生产图纸与技术规范，更要同步引进配套的关键生产设备——从用于枪械零部件塑形的精密锻压机床，到保证枪管强度与精度的热处理设备，再到用于组装校准的专用工具，力求实现技术与生产能力的“打包获取”。
选择这三款武器，徐渊自有考量：汤普森冲锋枪火力迅猛，适合近战与阵地防御，是应对混乱局势的“利器”；春田步枪精度高、射程远，是当时各国军队的主流制式装备，实用性极强；柯尔特手枪便携可靠，既是军官配枪，也适用于安保人员。三者覆盖了近战、远射、便携等不同场景，技术成熟且易于量产，恰好契合中国各方势力当下的需求。
而获取这些技术后，徐渊的布局才真正展开——他并不打算自建军火工厂，而是将这些技术包装成“战略礼物”，根据局势变化与自身利益需求，选择性地转手或授权给关键势力。
首先是南京国民政府。将部分轻武器技术及生产线图纸赠予中央，既能换取官方层面的政治庇护，让徐氏产业在税收、原材料采购、运输等方面获得政策倾斜；更能借助中央政府的权威，为徐氏在各地的产业扩张减少阻碍，相当于为商业帝国挂上“官方认证”的护身符。
其次是二姐夫曾维献所在的地方实力派。作为亲属与紧密盟友，曾维献的武力强弱直接关系到徐氏产业在其势力范围内的安全。将轻武器技术授权给对方，助其提升军队装备水平，等同于为自家工厂、仓库、运输线路筑起了一道“军事防线”，有效抵御兵匪侵扰与其他势力的觊觎。
更远的布局，则着眼于未来的抗战大后方。徐渊早已预见日本侵华战争的爆发，以及沿海地区可能面临的沦陷。他计划将部分技术储备起来，待战时向龙云、刘湘等西南、西北的地方实力派释放。这些军阀掌控着抗战大后方的战略要地，向他们提供轻武器技术，既能赢得其信任与支持，为徐氏产业向内陆转移铺路；更能通过技术绑定，让自己在战时的后方经济与军事格局中，占据不可替代的关键地位。
这一步棋，堪称“一举多得”：于眼前，它是换取政策与安全的“敲门砖”；于长远，它是绑定各方势力、巩固自身地位的“纽带”。通过轻武器技术这一特殊的“投资标的”，徐渊将商业利益与政治、军事需求深度融合，让徐氏实业不再是乱世中被动挨打的“肥肉”，而是成为各方势力都需要拉拢与依赖的“核心伙伴”。这种以技术为桥梁的政治投资，远比单纯的金钱贿赂更稳固、更具长远价值，也让他在波谲云诡的时局中，牢牢握住了主动权。
“设备、专利终究是死物，能让这一切运转的，是人。”徐渊在清单最后，用红笔重重写下“人才”二字，将其列为此次计划的“重中之重”。
借美国大萧条导致大量技术人才失业之机，徐氏团队以“远超本土的薪资+长期合同+安家补贴”为诱饵，定向招募三类人才：
工程师：机械、电气、纺织、化工、食品等领域的专业工程师，负责设备安装调试、技术改良与生产规划；技术人员：经验丰富的设备操作员、维修技师、工长，作为一线生产的技术骨干，同时承担培训中国工人的任务；管理人员：熟悉现代工厂管理、质量控制、成本核算的经理人，帮助徐氏企业建立标准化的生产管理体系。
徐渊特意下令，在上海、武汉等地修建西式员工宿舍与子弟学校，为这些外籍人才提供良好的生活条件。他要让这些人才成为徐氏实业现代化转型的“种子教官”，将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真正内化为徐氏的核心竞争力。
这份采购清单，绝非一场简单的“危机抄底”，而是徐渊为徐氏实业帝国绘制的“升级蓝图”。从民生到产业，从硬件到技术，从安全到人才，每一项都紧扣“补短板、强核心、防风险”的目标。通过这场全球采购，徐渊要以最低成本，快速补齐中国工业的先天不足，让徐氏产业从“富可敌国”的商业集团，蜕变为拥有自主技术、完整产业链、强大安全保障的“实业巨舰”——不仅能在经济大萧条与日本侵华的风暴中稳稳立足，更具备了塑造时代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