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的雨，总带着一股子化不开的湿冷。建兴十三年的秋汛比往年来得早，锦官城的青石板路被雨水泡得发亮，倒映着檐角低垂的灰瓦，像一幅被洇湿的水墨画。丞相府的书房里，烛火被穿堂风搅得忽明忽暗，诸葛亮握着《出师表》手稿的手指关节泛白，案头堆叠的竹简上，“亲贤臣，远小人”六个字被烛泪浸得有些模糊。
他身后，主簿杨颙正低声禀报南中粮草转运的滞涩：“越巂郡的山道被山洪冲断，吕凯太守派来的信使说，至少要延误半月。可前军在祁山已断粮三日，魏延将军的急报昨夜递到，言……言士卒有啃食树皮者。”
诸葛亮喉间动了动，将那句“再催”咽了回去。他望向窗外，雨幕里的成都城像一头蜷缩的困兽，城墙垛口在暮色中若隐若现。“吕凯是忠良，他能做的都做了。”他缓缓道，“让江州的李严再调五千石粮，走水路经涪城转运，告诉李严，这是最后一次。”
杨颙应声退下时，眼角瞥见案头另一摞竹简——那是博士谯周新撰的《仇国论》。竹简的绳结松散，显然已被反复翻阅，最末几行“处大国无患者，恒多慢；处小国有忧者，恒思善”的字迹旁，被人用朱砂点了个刺眼的圆点。
谁也没料到，二十年后，正是这个在雨夜里写下《仇国论》的谯周，会在成都宫城的太极殿上，以一篇《降谯》将蜀汉四十二年的基业，轻轻推入了历史的尘埃。
一、青衿之议：从《仇国论》到《降谯》的暗流
延熙元年的太学，槐树叶落满了青石铺就的庭院。二十岁的谯周捧着《公羊传》，坐在银杏树下的石凳上，听博士许慈讲解“大一统”之义。忽有小吏匆匆跑入院中，高喊：“丞相薨了！五丈原传来的急报，丞相……薨了！”
许慈手中的木简“哐当”落地，满院学子哗然。谯周猛地站起，手中的《公羊传》被指节攥得发皱。他想起三年前，自己随父亲去丞相府赴宴，亲眼见诸葛亮通宵批阅文书，案上只摆着一碗糙米饭和一碟腌菜。那时父亲低声对他说：“汉祚能不能延续，就看这位诸葛丞相了。”
如今梁柱倾塌，天似乎真的要塌了。
接下来的十年，谯周从太学学子变成了博士，亲眼见证了蜀汉朝堂的变迁。蒋琬、费祎相继执政，虽能守成，却再无北伐之志。黄皓渐得后主信任，开始插手朝政，将董允留下的正直官员一一排挤出京。谯周曾在朝堂上直言劝谏：“宦官干政，乃亡国之兆！陛下当亲君子，远小人，复丞相北伐之志，方能安社稷！”
后主刘禅却只是打了个哈欠，说：“谯博士多虑了。黄皓不过是个伺候朕起居的宦官，能有什么本事？北伐劳民伤财，朕看还是休养生息的好。”
那之后，谯周便很少再上朝堂。他回到太学，将满腔郁结都写进了《仇国论》里。文中借“因余之国”（暗指蜀汉）与“肇建之国”（暗指曹魏）的兴衰，反复论述“处小而安怠者危，居弱而有远虑者存”的道理。他把书稿呈给大将军姜维，姜维看后长叹一声，将其束之高阁——此时的姜维正忙于筹备第七次北伐，根本无暇顾及这纸面上的忧虑。
景耀五年，姜维兵败沓中，退守剑阁。消息传到成都，黄皓竟封锁消息，对后主谎称“姜维大胜，不日便可凯旋”。直到钟会大军兵临城下，刘禅才惊觉大势已去。朝堂之上，主战主降两派争执不休：武将们怒吼着“与成都共存亡”，文臣们则窃窃私语，说“蜀地疲弊，再战只能徒增伤亡”。
就在这时，谯周颤巍巍地走出文臣队列。这位已是满头白发的太学博士，手中捧着一份新写就的文稿，声音沙哑却异常清晰：“臣有《降谯》一篇，请陛下过目。”
二、民力之竭：从“天府之国”到“男子当战，女子当运”
建兴六年，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时，曾在《后出师表》中写道：“今民穷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则住与行，劳费正等。”那时的蜀汉，虽经夷陵之败，却在诸葛亮的治理下逐渐恢复元气。成都平原的稻田里，亩产稻谷可达三石；南中的盐井、铁矿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北伐前线；甚至连西域的胡商，也沿着茶马古道来到成都，用香料换取蜀锦。
可到了景耀年间，成都街头的米价已涨到“一斛万钱”。负责粮秣的大司农孟光曾在朝堂上哭奏：“自姜维连年北伐，府库已空！去年冬，南中诸郡因赋税过重，爆发了三次叛乱，虽都平定，却耗粮二十万斛！如今剑阁守军每日只能领半斛粮，民间更是……更是易子而食啊！”
刘禅却在宫中大兴土木，修建昭烈庙旁的新宫殿，所用的木料要从南中千里迢迢运来，工匠役夫征调了三万余人。黄皓趁机敛财，将工匠的口粮克扣一半，致使数百人饿死在工地上。
时任巴郡太守的罗宪，曾派人送密信给成都：“巴郡百姓逃亡者十之三四，皆因赋税苛重。去年大旱，颗粒无收，官府却仍要征收‘北伐捐’，百姓只能卖儿鬻女。再这么下去，不用魏兵来攻，蜀地自己就要乱了！”
这些消息，刘禅大多不知道——黄皓早已把所有“不吉利”的奏报都拦下了。他依旧在宫中饮酒作乐，让宦官们扮演魏兵，自己则率领宫女“击退”他们，以此取乐。
谯周在太学里，见过太多逃荒的百姓。有个来自阴平的老农，拄着拐杖跪在太学门口，哭着求谯周救救他的孙子——那孩子因为吃了观音土，肚子胀得像个皮球，眼看就要活不成了。谯周把自己的俸禄都拿出来，却也只救下了三个孩子。
“百姓不是不愿为国而战，”谯周在《降谯》中写道，“是实在没有力气再战了。十年北伐，男子死于战场，女子疲于转运，田亩荒芜，仓廪空虚。如今魏兵压境，就算勉强守城，又能支撑几日？到那时，玉石俱焚，百姓遭殃，难道就是陛下想看到的吗？”
这话戳中了许多文臣的痛处。他们中有不少人来自蜀地本土士族，家族的田产、商铺都在成都附近，若城破之日遭兵燹之灾，百年基业将毁于一旦。于是，越来越多的人站到了谯周这边，齐声劝刘禅投降。
三、士心之散：外来集团与本土士族的裂痕
章武元年，刘备在成都称帝时，蜀汉的朝堂上有三股势力：一是刘备从荆州带来的“荆州集团”，如诸葛亮、关羽、张飞；二是刘璋旧部的“东州集团”，如李严、吴懿；三是蜀地本土的“益州集团”，如谯周的祖父谯隆、张裔等。
刘备和诸葛亮在世时，虽重用荆州集团，却也刻意拉拢东州集团和益州集团。诸葛亮平定南中后，提拔了不少益州本地人才，如吕凯、王伉等，还让益州士族参与赋税、律法的制定。那时的益州士族，虽有怨言，却还能看到希望。
可到了姜维执政时，情况变了。姜维是甘肃人，属于“外来户”，又一心北伐，对益州士族的利益毫不在意。他甚至以“通敌”为由，诛杀了益州大士族张翼的侄子，引起了士族们的普遍不满。
黄皓专权后，更是把益州士族排挤得无路可走。他卖官鬻爵，将重要的郡守、县令职位都卖给东州集团的亲信，益州士族就算有才华，也只能在郡县做个小吏。犍为郡太守杨洪的儿子杨戏，只因在朝堂上讽刺了黄皓一句，就被罢官流放。
“我们益州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反倒成了外人。”谯周在一次私下聚会上，对广汉士族代表李毅说，“当年刘璋引刘备入蜀，是希望他能保境安民，可如今呢？北伐掏空了蜀地，宦官残害忠良，这样的朝廷，还有什么值得留恋的？”
李毅沉默半晌，从怀里掏出一封密信——那是司马昭派密使送来的，信中承诺，若益州士族支持投降，曹魏将保证他们的财产和地位，甚至会让他们参与治理蜀地。
这样的密信，不止李毅收到了。蜀郡的张、费等大族，都与洛阳有着秘密往来。他们厌倦了外来集团的压迫，更害怕姜维“玉石俱焚”的打法会毁掉自己的家族，于是，“投降”成了他们保全自身的最佳选择。
当谯周在朝堂上宣读《降谯》时，这些士族代表们纷纷附和，不是因为他们有多信服谯周的道理，而是因为他们早已做了选择。
后主刘禅看着阶下黑压压的文臣，又看了看空荡荡的武将队列——那些主战的将领，要么战死沙场，要么被黄皓排挤，此时竟无一人能站出来反驳。他忽然觉得一阵无力，喃喃道：“就依谯博士所言吧。”
四、最后的坚守：那些不该被遗忘的背影
成都城破那天，雨又下了起来。和二十年前诸葛亮去世时一样，湿冷的雨丝打在人脸上，带着刺骨的寒意。
谯周站在城楼上，看着魏兵整整齐齐地开进城门，没有烧杀抢掠，甚至还对路边的百姓拱手行礼。他想起自己在《降谯》中写的“若降魏，百姓可免刀兵之苦”，心中却没有半分轻松，反而像压了块巨石。
就在这时，他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太学的守门人老陈，正举着一把生锈的铁剑，朝着魏兵冲去。老陈年轻时曾是诸葛亮的亲兵，在街亭之战中丢了一条腿，退伍后就来太学守门。他平日里总爱跟学子们讲丞相如何“七擒孟获”，如何“空城计退敌”，眼睛里总闪着光。
可如今，这位独腿老人被两个魏兵轻易地按倒在地，他手中的铁剑“当啷”落地，嘴里还在嘶吼：“丞相，我对不起你啊！”
谯周别过头，不敢再看。他知道，像老陈这样的人还有很多：镇守南中的霍弋，得知成都投降后，痛哭三日，仍坚持不降，直到司马昭承诺善待后主，才率部归顺；剑阁的姜维，假意投降钟会，策划兵变，试图复国，事败后被乱刀砍死，妻子儿女全被诛杀；还有那个曾怒斥黄皓的罗宪，在永安城坚守六个月，抵挡住了东吴的进攻，保住了蜀汉最后的尊严。
这些人，都是蜀汉的脊梁。可他们的坚守，终究没能抵挡住庙堂深处的溃堤蚁穴——当皇帝沉迷享乐，当宦官专权乱政，当士族离心离德，当百姓疲于奔命，就算有再多忠勇之士，也难以挽回大厦将倾的命运。
雨越下越大，冲刷着成都的街道，仿佛要洗去这座古城的屈辱。谯周走下城楼，手中的《降谯》文稿被雨水打湿，字迹渐渐模糊。他不知道自己做的是对是错，只知道从今天起，“汉”这个字，将永远消失在蜀地的天空下。
远处的太学里，传来了学子们的读书声，依旧是诸葛亮曾亲自审定的《六经》注本。只是那声音里，少了几分往日的激昂，多了几分说不清道不明的茫然。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