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炎兴元年（公元263年），当邓艾的军队兵临成都城下时，后主刘禅曾试图“募兵死守”，却发现国库中已“无钱赏士，无粮充军”。负责财政的太仆蒋显在急报中写道：“府库空竭，仅余旧锦数千匹，不足以支三日之需。”这一窘迫景象，揭开了蜀汉灭亡的另一重核心逻辑：长期的战争透支与畸形的经济结构，早已掏空了这个政权的财政根基。从诸葛亮时期“以战养战”的勉力支撑，到姜维时代“饮鸩止渴”的恶性循环，财政的枯竭如同不断收紧的绞索，最终让蜀汉在军事压力下窒息。
一、战争无底洞：军费开支对财政的持续吞噬
自刘备称帝以来，蜀汉始终处于“战时状态”，军费开支常年占据财政支出的七成以上，这种超负荷的投入从一开始就埋下了财政危机的隐患。诸葛亮执政时期，为支撑五次北伐，不得不“尽取蜀地之财以充军实”，其军费来源主要依赖“屯田收入”“盐铁专卖”与“南中贡赋”，但即便如此，仍需“加征赋税以补不足”。据《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袁子》记载，建兴九年（公元231年）北伐时，蜀军“粮尽退军”，背后正是“军费告罄，郡县调发不及”的财政困境。
姜维时期的九次北伐，更是将军费开支推向了失控边缘。延熙十六年（公元253年），姜维首次大规模北伐，便“发蜀地十二郡兵，耗粮三十万斛”，相当于益州半年的粮食总产量；延熙十八年（公元255年），他率军攻狄道，“军费开支逾百万钱，尽卖宫中珍宝以补之”。频繁的战争使得军费需求如同无底洞，朝廷不得不通过“加征口钱”“预征田租”等极端方式敛财。景耀元年（公元258年），后主下令“民年十五以上，岁纳口钱五百（原四百），预征次年田租三成”，这种“寅吃卯粮”的做法，虽解了一时之急，却加速了财政体系的崩溃。
军费的过度消耗，直接挤压了民生与生产开支。蜀汉后期，朝廷对农业的投入“不及军费十分之一”，水利设施因“无钱修缮”而大量废弃——都江堰灌区在章武年间有“堤堰百二十处”，到景耀年间仅存“四十余处”，导致“成都平原每年减产粮二十万斛”。对底层民众的救济更是几乎停摆，《三国志·后主传》注引《蜀记》记载，景耀三年（公元260年）益州大旱，“饿死者数千人，朝廷仅发粮万斛赈济，不足十分之一”。当财政资源被战争完全吞噬，社会的抗风险能力便降至冰点，一旦遭遇天灾或战事失利，便会引发连锁反应。
二、经济结构的畸形：单一依赖与抗风险能力的丧失
蜀汉的经济结构从立国之初就存在严重缺陷——过度依赖“盐铁”“蜀锦”与“南中资源”，而农业这一根本产业却长期被忽视，这种畸形结构使得财政体系缺乏弹性，抗风险能力极弱。
盐铁专卖是蜀汉财政的核心支柱之一。诸葛亮设立“司盐校尉”“司金中郎将”，将盐铁生产与销售完全收归官营，鼎盛时期“盐铁之利岁入千万钱，占国库三成”。但这种垄断经营存在致命缺陷：官营作坊效率低下，“盐铁质量粗劣，百姓多不愿买”，为维持收入，朝廷只能“强制摊派”，规定“每户年购官盐五斤、铁器二件，违令者罚”。到后期，由于工匠被大量征调从军，盐铁产量锐减，景耀年间的盐铁收入仅为诸葛亮时期的四成，却仍需维持强制摊派，反而激化了社会矛盾。
蜀锦的“外贸依赖症”同样危险。蜀汉将蜀锦视为“战略物资”，不仅用于赏赐、馈赠，更通过“与吴、魏边境贸易”换取军粮与马匹，所谓“蜀锦之利，足赡军资”。为扩大产量，朝廷强制蜀地妇女织造，“设锦官管理，岁产锦绮二十万匹”。但这种单一依赖存在巨大风险：魏吴一旦限制贸易，蜀锦便会滞销。延熙二十年（公元257年），曹魏“禁蜀锦入中原”，导致蜀锦库存“积至五十万匹，无处可售”，直接损失“钱三千万”，相当于两个月的军费开支。更严重的是，大量劳动力被束缚于织锦，导致“农桑失时，田亩荒芜”，进一步削弱了经济根基。
对南中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则加剧了区域矛盾。诸葛亮平定南中后，设立“庲降都督”管理该地区，每年从南中获取“金、银、漆、朱砂及战马数千匹”，这些资源“多直接充作军资”。但这种掠夺式的索取缺乏可持续性：南中夷族因“赋税苛重”多次叛乱，朝廷为镇压叛乱又需耗费大量军费，形成“掠夺—叛乱—再掠夺”的恶性循环。延熙十年（公元247年），南中夷帅刘胄叛乱，朝廷派马忠率军镇压，“耗粮五万斛，军费钱百万”，远超当年从南中获取的资源价值。当南中从“财源”变成“负担”，蜀汉财政又失去了重要支撑。
农业的衰退是最致命的隐患。益州虽有“天府之国”之名，但蜀汉对农业的投入长期不足，加上兵役徭役对劳动力的抽离，粮食产量持续下滑。章武年间，益州“岁产粮三百万斛”，到景耀年间仅“二百二十万斛”，而军队每年需粮“一百五十万斛”，占总产量的68%，留给民众的粮食所剩无几。为填补缺口，朝廷只能“高价从吴、魏购粮”，但蜀锦滞销后，购粮资金断绝，最终陷入“无粮养军”的绝境。邓艾偷渡阴平时，蜀军因“粮尽而溃”，正是农业衰退与粮食短缺的直接体现。
三、货币体系的崩溃：通胀失控与财富掠夺的恶性循环
为应对财政危机，蜀汉采取了最简便也最危险的手段——发行虚值货币，这直接导致了货币体系的崩溃与恶性通胀，进一步加速了财政的瓦解。
刘备入蜀之初，为解决军费不足，便铸造“直百五铢”钱（一枚当五铢钱一百枚），通过货币贬值掠夺民间财富。这种做法短期内“得钱数千万”，但长期来看严重破坏了货币信用。诸葛亮执政时，虽试图“整顿币制，铸钱足值”，但北伐军费压力下，仍不得不“续铸直百钱”，导致“物价腾踊，民多私铸”。
姜维时期，货币贬值进入失控状态。为支撑频繁北伐，朝廷大量铸造“太平百钱”“定平一百”等虚值货币，其中“太平百钱”一枚仅重两克，却当百枚五铢钱使用，实际价值不足面值的百分之一。这种疯狂的货币超发，引发了恶性通胀：延熙末年，益州米价从“斛米千钱”飙升至“斛米万钱”，布匹、食盐等生活必需品价格也上涨百倍。民间为规避风险，纷纷“以物易物”，放弃使用官方货币，导致货币体系名存实亡。
货币崩溃的直接后果是财政收入的虚增与实际购买力的丧失。朝廷虽然通过发行虚值货币“收税千万”，但这些钱在市场上“仅能购粮数千斛”，根本无法满足军费需求。为弥补缺口，只能进一步“加征实物税”，规定“每户年缴粟十斛、布二匹”，这相当于章武年间的五倍。这种“货币贬值—实物加征”的恶性循环，使得民众的财富被层层剥夺，最终“家无余财，民怨四起”。
四、财政危机的连锁反应：军队瓦解与政权合法性丧失
财政的全面枯竭，最终引发了连锁反应，从军队的瓦解蔓延至政权合法性的彻底丧失，这是蜀汉灭亡的直接推手。
军队的崩溃始于“无粮无饷”。景耀五年（公元262年），姜维最后一次北伐失败后，蜀军“士兵数月无饷，粮仅能日供一升”，导致“逃兵盈路，军心动摇”。据《三国志·姜维传》注引《汉晋春秋》记载，当时蜀军“十去其五”，剩下的士兵也“皆有离心”。当钟会、邓艾大军伐蜀时，蜀军前线将领“多因粮尽而降”，如阳安关守将傅佥虽力战而死，但副将蒋舒却因“军粮不继”开城投降，直接导致汉中防线崩溃。
地方财政的破产则使得政权失去了基层控制。蜀汉后期，郡县“仓库空竭，官吏无俸”，许多地方官“自谋生计，或贪赃枉法，或弃官而去”。梓潼太守杨欣“因无俸而私开盐井，被百姓告发”；巴东太守罗宪“率部据城自保，不听朝廷调遣”。当中央财政无法支撑地方运转，地方政权便形同虚设，这也是邓艾大军能“长驱直入，无人抵抗”的重要原因。
更致命的是，财政危机彻底摧毁了蜀汉政权的合法性。“兴复汉室”的口号需要物质基础支撑，当民众连生存都无法保障，“仁德”“正统”的宣传便显得苍白无力。益州民间流传的“苛政猛于魏”的民谣，以及“盼魏兵如盼甘霖”的心态，反映出民众对蜀汉政权的抛弃。当刘禅最终决定投降时，连反对者都难以提出“死守”的理由——国库空了，军队散了，民心失了，这个政权已失去了继续存在的物质与精神基础。
蜀汉的财政崩溃，本质上是“战争优先”的发展模式与畸形经济结构共同作用的结果。它用盐铁、蜀锦的短期收益透支了农业根基，用货币贬值掠夺了民间财富，用无休止的军费消耗了所有资源，最终在财政枯竭的绝境中走向灭亡。这段历史深刻表明：任何政权若忽视经济规律，将战争置于民生之上，终将被财政的绞索所扼杀。财政的健康，才是政权存续最坚实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