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炎兴元年（公元263年）的冬天，成都城内寒风呼啸，却吹不散街头巷尾的绝望气息。百姓们蜷缩在破败的屋舍里，用最后一点口粮熬着稀粥，屋檐下悬挂的不是往年的腊肉，而是用草绳捆扎的干枯野菜。与此同时，皇宫内库虽已见底，后主刘禅仍命人搜刮民间财物，为投降曹魏做着最后的“准备”——这荒诞的对比，恰是蜀汉经济体系全面崩解的缩影。从刘备入蜀时“府库充实”到灭亡时“民有菜色，仓廪空虚”，四十余年的经济掠夺与政策失当，让“天府之国”沦为贫弱之地。当一个政权连基本的衣食都无法保障其民众，其统治的根基便已被彻底掏空，灭亡不过是时间与形式的问题。
一、“竭泽而渔”：财政掠夺与货币体系的崩溃
蜀汉的经济危机，始于刘备入蜀时那场急功近利的财政掠夺。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刘备围困成都，为激励将士“若事定，府库百物，孤无预焉”。城破后，士兵们哄抢府库，导致“军用不足”。谋士刘巴献策：“铸直百钱，平诸物价，令吏为官市。”这种“直百五铢”钱币，重量仅为普通五铢钱的三倍，却强制等同于一百枚五铢钱流通，本质上是通过货币贬值掠夺民间财富。短短数月，蜀汉“府库充实”，但民间“物价腾踊，米石万钱”，普通百姓数十年积累的财富一夜蒸发，这为蜀汉经济埋下了第一颗地雷。
诸葛亮执政时期，虽试图修复货币体系，却未能摆脱“掠夺式财政”的路径依赖。建兴元年（公元223年），诸葛亮重铸“直百五铢”，增加重量以稳定币值，同时推行“官市”制度，由官府垄断盐铁、丝绸等大宗商品贸易，“较其利，以充国用”。这种政策在短期内缓解了财政压力，支撑了五次北伐，但代价是民间商业活力的窒息——私商因“利润被官府挤压”纷纷破产，市场上“物物交换”取代货币交易，货币经济出现倒退。更严重的是，官府通过“官市”强买强卖，“民间有好布一匹，官吏必以半价取之”，百姓怨声载道。
姜维北伐时期，货币体系彻底崩溃。为支撑连年征战，蜀汉在景耀年间（公元258—263年）多次铸造“直百五铢”，甚至出现“减重至两克”的劣质钱币（仅为诸葛亮时期钱币重量的五分之一）。这种“以纸片换实物”的掠夺，导致“通货膨胀如脱缰野马”，米价从建兴年间的“石五十钱”飙升至“石万钱”，百姓“携钱入市，不足以买一升米”。民间彻底拒绝使用官方货币，“以谷帛为市”成为常态，部分地区甚至恢复了“刀耕火种”的原始经济形态。当货币失去交换功能，政府便失去了调配资源的基本手段，财政体系的崩溃只是时间问题。
对比曹魏与孙吴的货币政策，更能凸显蜀汉的短视。曹魏始终坚持“五铢钱”的稳定币值，虽在战乱中一度“以谷帛为币”，但曹丕称帝后立即恢复五铢钱流通，保障了经济稳定；孙吴虽也铸造“大泉五百”“大泉当千”等大钱，但因“铸量有限，且及时回收”，未引发恶性通胀。而蜀汉将货币贬值作为“敛财捷径”，最终摧毁了自身的经济基础，正如《晋书·食货志》所言：“蜀用直百钱，民困而国亡，其弊在竭泽而渔。”
二、“农桑凋敝”：土地兼并与粮食危机的恶性循环
蜀汉以农业立国，却因土地兼并与过度征发，让“天府之国”的农业生产持续衰退。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刘备入蜀时，益州“沃野千里，蓄积饶多”，粮食自给自足尚有盈余；但到炎兴元年（公元263年），蜀汉却陷入“军无余粮，民有饥色”的绝境，这种逆转源于农业生产关系的全面破坏。
土地兼并的狂潮，让自耕农大量破产。蜀汉的官僚、豪强与士族凭借特权疯狂兼并土地：诸葛亮之子诸葛瞻“在成都占田千亩，奴婢数百”；蒋琬家族“在涪县膏腴之地连亘数十里”；益州士族谯周“庄园横跨巴西、蜀郡二郡”。据《三国志·蜀书·后主传》注引《蜀记》，蜀汉灭亡时，全国“编户齐民”仅二十八万户，而豪强隐匿的“私户”竟达十五万户，超过半数农民沦为豪强的佃户，承受“见税什五”（缴纳一半收成）的残酷剥削。失去土地的农民要么“逃亡山林，沦为盗匪”，要么“依附豪强，失去国家控制”，导致政府税源与粮源持续萎缩。
赋税与徭役的双重压榨，让农业生产难以为继。蜀汉的田租高达“亩收三升”（曹魏为亩收一升，孙吴为亩收二升），此外还有“口算钱”“盐铁税”“刍稿税”等十余种苛捐杂税。更沉重的是徭役：成年男子每年需为官府服徭役三个月，“或修栈道，或运军粮，或筑宫室”，导致“农时荒废，田地荒芜”。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征调五万民夫运粮，“沿途死者十之三四”，当年益州粮食减产三成；景耀五年（公元262年）姜维北伐，征调民夫“昼夜转运，不得休息”，次年成都周边“稻田尽废，颗粒无收”。当农民“一年劳作，不足以缴纳赋税”，便只能“弃田逃亡”，形成“土地荒芜—粮食减产—加倍征发—更多逃亡”的恶性循环。
水利设施的失修，加剧了农业危机。益州本有都江堰、灵渠等水利工程，“水旱从人，不知饥馑”，但蜀汉后期因“财政紧张”，停止了水利维护。都江堰“堤岸崩塌，渠道淤塞”，灌溉面积从刘备时期的“千万亩”缩减至“不足五百万亩”；成都平原的“绵水堰”因“无人修缮，洪水冲毁良田数千顷”。景耀三年（公元260年），益州遭遇旱灾，“赤地千里，禾苗枯死”，而官府“仍催缴赋税”，百姓“易子而食”的记载不绝于书。当“天府之国”因水利失修沦为“灾荒之地”，蜀汉的农业根基便彻底崩塌。
粮食储备的枯竭，成为压垮蜀汉的最后一根稻草。诸葛亮时期，通过“军屯”在渭水、祁山等地储存粮食，“可供十万军队一年之用”；但到后期，军屯因“士兵逃亡”而荒废，粮食储备仅能“支撑军队三个月”。曹魏伐蜀时，钟会大军包围汉城，守军“粮尽投降”；邓艾兵临成都，城内“仓廪仅存米数千石，不足万人三日之食”，刘禅不得不投降。正如《三国志·蜀书·谯周传》所言：“军民饥困，无以为战，降者，实乃无奈之举。”
三、“盐铁之弊”：官营垄断与手工业的衰落
盐铁是蜀汉财政的重要支柱，却因“官营垄断”的僵化管理，从“利国利民”沦为“祸国殃民”的弊政。刘备入蜀后，任命王连为司盐校尉，张裔为司金中郎将，“较盐铁之利，以充国用”，初期确实“利入甚多”；但到后期，盐铁官营的弊端集中爆发，不仅导致财政收入锐减，更引发民众的普遍不满。
盐业官营的“低效与腐败”，让百姓“淡食”成风。蜀汉在临邛、朐忍等盐井产地设“盐官”，垄断食盐生产与销售。但盐官多为“黄皓党羽或士族子弟”，他们“克扣工本，偷工减料”，生产的食盐“苦涩不堪，难以入口”，却以“高价强卖”。为牟取暴利，盐官们“限量供应，囤积居奇”，导致民间“食盐价格一日三涨”，普通百姓“十家有九家淡食”，甚至出现“以草木灰代盐”的现象。更恶劣的是，盐官与豪强勾结，“将优质食盐私下贩卖，以次充好供应百姓”，引发多次“抢盐暴动”，如景耀四年（公元261年）临邛百姓“冲入盐井，杀死盐官”，虽被镇压，却动摇了蜀汉的统治基础。
铁器官营的“质量低劣”，重创农业与军事。司金中郎将负责铸造农具与兵器，但后期因“原料短缺，工匠流失”，铁器质量急剧下降：农具“脆而易折”，农民“用之耕地，一日断数回”；兵器“钝而无光”，士兵“用之作战，刃卷不能杀敌”。为节省成本，官府甚至“回收旧铁器重铸”，导致“铁器含杂质过多，更易损坏”。据《三国志·蜀书·张裔传》，张裔之子张毣任司金中郎将时，曾试图改进工艺，却因“触动豪强利益”被弹劾罢官，此后铁器质量每况愈下。当农具无法耕种、兵器无法作战，蜀汉的农业与军事便成了“无本之木”。
手工业的整体衰落，让蜀汉失去了“贸易利器”。益州的蜀锦曾是“天下闻名的特产”，诸葛亮时期“设锦官，专管织锦”，蜀锦不仅供应军需，还通过“互市”换取战马与粮食，“蜀锦之利，当蜀汉半壁财政”。但到后期，因“原材料短缺（蚕丝被征调供皇宫使用）、工匠被强征入伍”，蜀锦产量锐减，质量下降，“色泽暗淡，花纹粗糙”，失去了市场竞争力。曹魏与东吴转而从西域购买“胡锦”，蜀汉的“锦利”断绝，进一步加剧了财政危机。当一个政权连自己的“拳头产品”都保不住，其经济的全面崩溃便不可避免。
盐铁官营与手工业衰落的根源，在于“垄断导致的效率低下与腐败丛生”。官营制度下，生产者“干好干坏一个样”，缺乏改进技术的动力；管理者“只知搜刮，不知经营”，将公共资源化为私有；而政府对市场的绝对控制，扼杀了民间手工业的活力。这种“与民争利”的制度，短期内或许能增加财政收入，长期却会摧毁经济的根基，蜀汉的教训恰在于此。
四、“民生绝境”：社会矛盾的总爆发与统治合法性的丧失
蜀汉后期的民生状况，可用“惨不忍睹”来形容。当货币崩溃、粮食短缺、盐铁劣质成为常态，百姓的生存底线被不断突破，社会矛盾如火山般爆发，最终摧毁了蜀汉统治的合法性。
流民问题的失控，成为社会动荡的导火索。因“土地被兼并、赋役繁重”，蜀汉的流民数量在景耀年间达到十余万，他们“扶老携幼，流离失所”，或“聚集山林，沦为盗匪”，或“逃往曹魏、东吴”。延熙十年（公元247年），巴西郡流民起义，“众至数万，攻破县城三座”；景耀二年（公元259年），蜀郡流民“冲击官仓，抢夺粮食”，与官兵激战数日。政府对流民的处置方式简单粗暴——“镇压与驱逐”，却未能解决“流民产生的根源”，导致“镇压—反抗—更激烈镇压”的恶性循环，消耗了大量军力与财力。
底层民众的“反战情绪”达到顶点。蜀汉自建立以来，战争几乎从未停止：刘备伐吴、诸葛亮五伐中原、姜维十余次北伐，四十余年的征战让“丁壮死于战场，老弱转于沟壑”。民间流传着“愿杀姜维，使我早宁”的歌谣，士兵中“逃亡率高达三成”。当邓艾军队进入益州时，沿途百姓“箪食壶浆以迎魏军”，并非因为“认同曹魏”，而是因为“魏军带来了停止战争的希望”。这种“宁为魏民，不做蜀人”的心态，标志着蜀汉政权已彻底失去民心。
益州士族的“离心离德”，成为压垮蜀汉的最后力量。益州本土士族原本对刘备集团抱有期待，希望能“共享益州之利”，但蜀汉的“荆州本位”政策让他们“政治上被排挤，经济上被掠夺”。谯周在《仇国论》中直言“百姓凋敝，民有菜色，而陛下仍兴兵不已，此亡国之道也”，公开否定蜀汉的统治合法性。当邓艾兵临成都，益州士族“联名劝降”，甚至“主动为魏军引路”，可见其对蜀汉政权的厌恶已到极致。
民生绝境的背后，是蜀汉统治集团的“集体失德”。从刘备的“铸直百钱”到刘禅的“搜刮民财”，从诸葛亮的“以战养战”到姜维的“穷兵黩武”，历代统治者都将“兴复汉室”的宏大目标置于民生之上，视百姓为“实现目标的工具”而非“统治的根本”。当这个目标因国力不济而变得遥不可及，当百姓的牺牲换不来任何回报，统治的合法性便会荡然无存。
蜀汉灭亡后，曹魏将领钟会在给司马昭的信中描述了所见景象：“成都城内，饿殍遍地，百姓面如菜色，衣不蔽体；而皇宫之中，犹有美女数百，珍宝无数。”这种极致的反差，道尽了蜀汉经济崩溃的根源——当一个政权将掠夺民生视为理所当然，当统治者的奢靡建立在百姓的苦难之上，其灭亡便只是时间问题，无论有多少“忠臣义士”的挣扎，都无法挽回历史的必然。
回望蜀汉四十余年的经济史，从“天府之国”到“民生绝境”，不是因为自然条件的恶化，也不是因为外敌的掠夺，而是因为统治集团的短视与贪婪。他们用货币贬值掠夺财富，用土地兼并摧毁农业，用官营垄断窒息手工业，用连年征战消耗民力，最终将“沃野千里”的益州变成了“哀鸿遍野”的废墟。这段历史留下的最深刻教训是：任何政权，若不能保障民生、善待百姓，终究会被人民所抛弃，所谓的“正统”“理想”，在饥饿与绝望面前，都不过是镜花水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