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城内的锦官城，曾是蜀地最耀眼的明珠。蜀锦以“其价如金”闻名天下，织工们十指翻飞间，一匹匹流光溢彩的锦缎从织机上流淌而出，经由栈道输往关中、江南，为蜀汉换来了源源不断的粮草与军械。然而，景耀六年（公元263年）的深秋，这座曾日夜喧嚣的织城却只剩下稀疏的机杼声，织工们的脸上再无往日的灵动，只剩下掩不住的疲惫——他们的丝线里，仿佛都缠满了蜀地百姓的叹息。
此时的蜀汉，已如一株被蛀空的古木。表面上，成都依旧车水马龙，宫城的朱门依旧威严，姜维在沓中屯田的消息偶尔传来，似在昭示着北伐的余威；但骨子里，支撑这个政权的民力早已耗尽，就像锦官城织机上即将用尽的丝线，只剩下最后几缕勉强维系。蜀国灭亡的根本，从不是钟会、邓艾的奇兵突袭，也不是后主刘禅的一句“乐不思蜀”，而是多年来被透支到极限的民力，让这片“天府之国”最终成了压垮自己的重担。
一、兵甲之繁，疲于奔命
蜀汉的人口，始终是悬在头顶的利剑。根据《三国志·后主传》注引《蜀记》，炎兴元年（公元263年）蜀汉灭亡时，总户数二十八万，总人口九十四万，而带甲将士却有十万二千，吏四万人。这意味着，每九个人就要供养一名士兵，每二十四人就要供养一名官吏。这样的比例，即使在战火纷飞的三国时代，也堪称惊人——同期的曹魏，总户数六十六万，总人口四百四十三万，兵力约四十万，平均十一人供养一名士兵；孙吴总户数五十二万，总人口二百三十万，兵力二十三万，平均十人供养一名士兵。
蜀汉的兵力为何如此畸形？根源在于诸葛亮定下的“以攻为守”国策。自建兴六年（公元228年）起，诸葛亮五次北伐，姜维掌权后又发动十一次北伐，三十余年间，蜀汉几乎年年有战事，岁岁需征兵。为了维持足够的兵力，蜀汉的征兵年龄不断放宽：男子十六岁便要服兵役，六十岁才能退役，甚至出现“士民疲困，仓廪空虚”的记载（《三国志·谯周传》）。
在沓中屯田的姜维，看似在为军队筹粮，实则仍在透支民力。为了支持他的北伐，蜀汉朝廷在景耀年间多次“增兵增赋”，连南中地区的少数民族也未能幸免。建宁郡（今云南曲靖）的彝族部落，原本只需每年缴纳少量贡赋，却被强征数千壮丁编入“无当飞军”，导致部落人口锐减，田地荒芜。当地耆老曾哭诉：“昔日丞相（诸葛亮）南征，许我等‘世世相安’，如今却岁岁征兵，儿郎尽死，妇孺耕于野，老者死于道，这日子没法过了！”
更可怕的是，士兵的家属也要承担沉重的徭役。成都附近的郫县，有农户在竹简上记录了自己的遭遇：家中男丁被征入伍，妻子要为军队织甲胄，儿子年仅十四便要随民夫运送粮草，家中只剩下七十岁的老母耕种几亩薄田。“春播时，母扶犁，我（妻子）牵牛，禾苗未秀而徭役至；秋收时，兵卒过，掠去大半，余粮不足过冬。”这样的记载，在蜀汉晚期的简牍中比比皆是。
当邓艾的军队偷渡阴平，兵临绵竹时，蜀汉朝廷曾想在成都周边紧急征兵，却发现“男子十三以上皆被甲，女子十五以上皆转运”（《华阳国志》），早已无兵可征。民力的枯竭，让这个政权失去了最后的抵抗力量。
二、赋役之重，民不堪命
成都平原的都江堰，曾让蜀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但到了蜀汉晚期，这片沃土却养不起自己的百姓。原因无他，赋税与徭役的重压，早已让“天府之国”变成了“愁城”。
蜀汉的赋税，继承了东汉的“租调”制度，但额外加征的项目远超东汉。除了每亩地缴纳“租四升”的田租，每户还要缴纳“调绢二匹、绵二斤”，这还不包括战时的“临时征调”。诸葛亮北伐期间，曾因粮草不足，在汉中地区“收编户调”，将调绢增至每户三匹；姜维时期，更是在蜀地推行“算缗钱”，即按家庭财产征税，连农户家中的鸡、猪都要折算成钱缴纳。
盐铁专卖，本是蜀汉重要的财政来源，却也成了盘剥百姓的工具。蜀地的盐井多由官府垄断，盐价被抬到“一斗盐值百钱”，而曹魏的盐价仅为“一斗盐值五十钱”。巴郡（今重庆）的盐工曾抱怨：“终日汲井煮盐，所得不足买一斗米，官府催逼甚急，稍有迟缓便鞭笞加身。”许多盐工不堪忍受，纷纷逃入深山，导致盐产量逐年下降，反而加剧了财政危机。
徭役的繁重，更让百姓喘不过气。蜀汉的徭役分为“正役”和“杂役”：正役包括修城、筑路、运粮等，每年需服役一个月；杂役则无定数，从为官府养猪、酿酒，到为军队打造兵器，甚至为宫中嫔妃采买香料，都要征调民夫。
犍为郡（今四川乐山）出土的一块石碑，记载了当地的徭役状况：“景耀三年，征发民夫五千修陈仓道，死者什三；次年，征发三千人运粮至沓中，途中遇雪，冻死者过半。”而在成都城外，为了修建新的宫室（后主刘禅为宠妃胡氏所建），官府征调了上万民夫，“昼夜施工，民不得息”，导致农田无人耕种，次年出现饥荒。
有学者统计，蜀汉晚期的百姓，每年实际服役时间超过半年，缴纳的赋税占年收入的七成以上。《三国志·薛综传》中，薛综曾评价蜀地：“民有菜色，野有饿殍，虽有天府之名，实无膏腴之实。”这样的评价，虽出自吴人，却道出了蜀汉民力枯竭的真相。
三、士心离散，上下相疑
民力的枯竭，必然导致士心的离散。当百姓在赋役中挣扎时，蜀汉的官僚集团却呈现出“上下相疑”的分裂状态，加速了政权的崩塌。
后主刘禅并非完全昏庸，却缺乏制衡权臣的能力。诸葛亮去世后，蒋琬、费祎尚能维持局面，但费祎被刺身亡后，姜维与黄皓的矛盾逐渐激化。姜维主张继续北伐，黄皓则结党营私，把持朝政，两人互相倾轧，导致政令混乱。
朝中大臣多有怨言。谯周曾作《仇国论》，借“因余之国”（暗指蜀汉）与“肇建之国”（暗指曹魏）的对话，批判北伐政策：“处大国无患者，恒多慢；处小国有忧者，恒思善。夫慢者召祸，思善者求福，此自然之理也。”他认为，蜀汉应以“息民”为要，而非连年征战。但这样的谏言，却被刘禅斥为“妄议朝政”。
地方官吏也对朝廷失去信心。巴东太守罗宪，曾多次上书请求减轻赋税，却石沉大海。当魏军伐蜀时，罗宪虽坚守永安，却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蜀地疲弊，民怨已深，纵有忠勇之士，亦难回天。”连曾随诸葛亮北伐的老将廖化，也感叹：“兵不戢，必自焚，吾辈岂能坐视家国倾覆？”
士心的离散，在邓艾兵临城下时达到顶点。当刘禅召集大臣商议对策时，有人主张南迁，有人主张投奔东吴，只有少数人提出抵抗。谯周力主投降，他说：“若降魏，魏必裂土封陛下，百姓亦能免于战火；若南迁或投吴，徒增战乱，民将更苦。”这番话，看似为刘禅着想，实则反映了士大夫阶层对蜀汉政权的绝望——他们早已不愿为这个耗尽民力的政权陪葬。
四、天府之殇，教训之深
成都城破那天，锦官城的织机彻底停了。织工们走出作坊，看着魏军士兵穿过城门，没有反抗，也没有哭泣，只是默默地低下头——他们早已没有力气去愤怒或悲伤。
蜀国的灭亡，从来不是某个人的过错，而是一个恶性循环的必然结果：为了维持北伐，不得不过度征发民力；民力枯竭，导致财政危机和士心离散；为了挽回颓势，又不得不加大征伐力度，最终让“天府之国”沦为“疲敝之地”。
正如《三国志·后主传》评语所言：“后主任贤相则为循理之君，惑阉竖则为昬闇之后，传曰‘素丝无常，唯所染之’，信矣哉！”但更深层的原因，在于蜀汉未能跳出“以攻为守”的路径依赖，最终被自己赖以生存的民力所反噬。
千年后的今天，当我们站在都江堰边，看着奔腾的岷江水滋养着成都平原时，仍能感受到那份“水旱从人”的馈赠。但蜀国灭亡的教训，也如同一面镜子：任何政权，若不能体恤民力、与民休息，即便有天府之利、忠勇之士，最终也难逃“民竭而国亡”的命运。这，或许是蜀汉留给历史最沉重的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