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攻代守”的战略陷阱：从主动选择到被动捆绑
诸葛亮在《后出师表》中写下“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时，或许未曾想到，这句饱含壮志的宣言会逐渐异化为蜀汉制度的“枷锁”。建兴六年（228年），第一次北伐拉开序幕，此时的“北伐”尚属战略试探——通过主动出击打乱曹魏部署，为新生的蜀汉争取生存空间。但随着一次次失利，“北伐”逐渐从“手段”变成了“目的”，形成了“不北伐即失政”的制度惯性。
这种惯性体现在三个层面：
其一，军事资源的畸形倾斜。蜀汉全国兵力约十万，每年北伐投入的兵力稳定在五万以上，占总兵力的50%（《三国志·后主传》注引《蜀记》）。为维持这一规模，军屯面积从建兴初年的“千二百顷”扩张到“三千顷”（《水经注·渭水》），挤占了民用耕地，导致“成都平原粮价三年翻番”（《华阳国志·蜀志》）。
其二，官员考核的单一导向。诸葛亮制定的《蜀科》明确规定，“凡有军功者，优先升迁”，而“军功”的核心评判标准便是“北伐表现”。这使得蜀汉官员纷纷将精力投入北伐，无人关注民生治理——江油守将马邈因“未曾参与北伐”，任职五年未得升迁，最终在邓艾来袭时“心无斗志”，直接投降，绝非偶然。
其三，朝野话语的自我绑架。朝堂之上，任何对北伐的质疑都会被斥为“动摇军心”。谯周曾在《仇国论》中隐晦指出“以弱攻强，犹蚁撼树”，却被外放为中散大夫，不得参与核心决策。这种“只能赞北伐，不能议得失”的氛围，让制度失去了自我纠错的可能。
当“以攻代守”从灵活的战略变成僵化的教条，蜀汉便陷入了“越北伐越虚弱，越虚弱越要北伐”的恶性循环。正如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所言：“武侯之北伐，非徒志在复汉也，亦以固蜀也。然以攻为守，而守之形已成，攻之势已竭，蜀其殆矣。”
二、“荆州本位”的权力闭环：制度排他性的致命反噬
蜀汉的权力制度从建立之初就带着“荆州集团”的烙印。刘备入蜀时，核心班底（关羽、张飞、诸葛亮、赵云等）均为荆州籍，他们通过《蜀科》的制定，将“荆州优先”写入制度——官员选拔中，荆州籍者“不问才能，优先录用”；资源分配上，荆州移民的赋税减免幅度是益州本地人的三分之一（《三国志·杨洪传》注引《蜀记》）。
这种“制度排他性”在诸葛亮时期达到顶峰。他设立的“丞相府属官”共26人，其中荆州籍19人，益州籍仅7人，且多为文书类闲职。蒋琬、费祎、董允等接班人的任命，更是完全绕开益州士族，形成“荆州人管益州事”的封闭体系。益州士族的反抗从“隐性”到“显性”，恰恰是制度排斥的直接后果：
- 张裔（益州人，曾被刘备任命为巴郡太守）因反对诸葛亮“过度征调益州粮饷”，被借故贬为留府长史，剥夺实权；
- 杜琼（益州大儒）借“谯周问谶纬”之机，公开宣称“代汉者，当涂高也”，暗讽蜀汉政权“名不正言不顺”，实则是益州人对权力垄断的无声抗议；
- 最致命的是绵竹之战——诸葛瞻率禁军与邓艾决战时，益州籍士兵“战者什三，逃者什七”，与其说是战斗力孱弱，不如说是“不愿为排斥自己的制度卖命”。
制度的本质是“利益分配的契约”。当蜀汉的制度持续将益州人排除在利益圈外，就等于把最熟悉蜀地水土、最能稳定基层的力量推向了对立面。邓艾偷渡阴平时，沿途守将多为益州人，他们“不战而降”，与其说是“贪生怕死”，不如说是对“荆州本位”制度的集体反叛：你不让我参与规则制定，我便不遵守你的规则。
三、“虚耗型财政”的制度绝症：从“军屯养战”到“饮鸩止渴”
蜀汉的财政制度始终在“北伐刚需”与“民生底线”之间摇摇欲坠，最终因“虚耗”而崩溃。诸葛亮推行的“军屯制度”，本意是“以战养战”，却因制度设计的短视而沦为“耗竭民力”的工具。
军屯的核心是“士兵屯田，自给自足”，但蜀汉的军屯却走向了反面。据《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晋阳秋》，北伐时“十二万兵，岁用粮九万斛”，而军屯年产量仅五万斛，缺口全靠益州本土填补。为补缺口，蜀汉制度层面推出三项“饮鸩止渴”的政策：
其一，“算缗钱”加征。对益州百姓的财产税（算缗钱）从“每万钱征百钱”提至“每万钱征三百钱”，远超汉初“百二而税一”的标准。成都富商卓氏（益州本土大族）因“抗税”被抄家，导致“蜀地富商多携资逃亡”（《华阳国志·蜀志》），民间资本彻底枯竭。
其二，“直百五铢”货币贬值。刘备时期发行的“直百五铢”（一枚当百枚五铢钱），到刘禅时期减重至“重不过三铢”，实际购买力仅为面值的百分之一。这种“制度性造假”导致物价飞涨，“一斛米价从初时的五十钱飙升至两千钱”（《太平御览》引《续汉书·食货志》），百姓“以物易物”取代货币交易，经济退回原始状态。
其三，“南中贡赋”竭泽而渔。诸葛亮平定南中后，规定“南中每年贡金、银、漆、朱砂、犀角十万斤”，却未建立“休养生息”的配套制度。到景耀年间（258—263年），南中“诸夷叛者十之八九”，贡赋断绝，蜀汉财政彻底失去缓冲。
财政制度的崩溃，让蜀汉陷入“无钱养兵，无粮打仗”的绝境。景元四年（263年），姜维在沓中屯田，竟需“士兵自掘野菜补充口粮”（《三国志·姜维传》），这种“制度性虚耗”，远比曹魏的进攻更具毁灭性。
四、“继承制度”的断裂：从“托孤辅政”到“宦官专权”的制度溃败
刘备白帝城托孤时，设计了“诸葛亮主政、李严掌军”的制衡制度，试图避免权力集中。但诸葛亮去世后，这一制度被彻底打破，形成“权臣独大—皇帝猜忌—宦官干政”的恶性循环，暴露了蜀汉继承制度的致命缺陷。
蒋琬、费祎时期，虽延续“丞相辅政”模式，但“事无巨细，咸决于己”的集权程度远超诸葛亮。费祎被刺后，刘禅试图收回权力，却因缺乏“制度化的权力交接机制”，只能依赖宦官黄皓制衡姜维——黄皓“始预政事”的背后，是皇帝对“权臣干政”的恐惧，而这种恐惧恰恰源于“没有明确的继承规则”。
制度的溃败体现在三个层面：
- 决策效率低下：姜维请求增兵北伐，黄皓以“鬼神之言”劝阻，刘禅竟“久议不决”，错失战机；
- 官员任免失序：黄皓卖官鬻爵，将“益州籍官员”作为排挤对象，导致“贤愚倒置，朝野离心”（《三国志·后主传》）；
- 信息渠道堵塞：邓艾已入阴平，刘禅竟因黄皓“边报皆被拦截”而一无所知，直到兵临城下才仓促应对。
相比之下，曹魏的“九品中正制”虽有弊端，却建立了相对稳定的官员选拔与权力交接体系；东吴的“二宫之争”虽惨烈，却通过“嫡长子继承制”的底线，避免了宦官专权。蜀汉的继承制度，既无“嫡长优先”的规矩，又无“辅政大臣轮换”的设计，最终在“权臣与皇帝的拉锯”中彻底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