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外来者”标签的固化：权力结构的先天缺陷
建安十九年（214年）刘备入蜀，带着荆州集团的核心班底接管益州，从一开始就埋下了“外来政权”的隐患。刘备自称“中山靖王之后”，以“兴复汉室”为旗帜，却始终未能解决一个核心问题：如何让益州本土势力真正接纳这个“外来朝廷”？
荆州集团（以诸葛亮、关羽、张飞为代表）占据权力中枢，益州士族（如谯周、张裔）虽有任用，却难入核心。据《三国志·蜀书》统计，蜀汉朝廷中，荆州籍官员占比始终超过60%，益州籍官员多任地方郡守或虚职，极少进入决策层。诸葛亮执政时，虽提出“亲贤臣，远小人”，但其认定的“贤臣”几乎全是荆州旧部——蒋琬、费祎、董允等接班人皆非益州人，这种“权力闭环”让益州士族逐渐生出离心。
更致命的是，蜀汉的赋税政策明显向益州本土倾斜。据《蜀科》残卷记载，益州百姓的田租比荆州移民高出三成，盐铁专营的利润也多用于供养荆州系军队，导致“蜀人苦之”（《华阳国志·蜀志》）。当一个政权将“外来者”的利益凌驾于本土之上，“认同”便成了空中楼阁。谯周在《仇国论》中借“因余之国”讽喻蜀汉：“处大国无患者，恒多慢；处小国有忧者，恒思善。”其实是在说：外来政权若不融入本土，再强的武力也难长久。
二、“北伐执念”的异化：资源错配掏空根基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写道：“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北伐最初是为凝聚人心的“政治图腾”，但到后期逐渐异化为消耗国力的“执念”。从建兴六年（228年）到建兴十二年（234年），诸葛亮五次北伐，姜维掌权后更是“九伐中原”，几乎年年用兵。
蜀汉总人口不足百万，却常年维持十万以上军队，军民比例高达1:10，远超曹魏（1:20）和东吴（1:15）。《三国志·后主传》注引《蜀记》记载，蜀汉灭亡时“户二十八万，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这意味着每个士兵需由九名百姓供养。为支撑北伐，蜀汉在益州推行“口算加重”“盐铁官营”“军屯苛政”，甚至将南中少数民族编入军队充当“炮灰”，导致“南中怨叛，连年不止”（《华阳国志·南中志》）。
资源错配的恶果显而易见：成都平原的粮仓在北伐中消耗殆尽，绵竹、江油等地的军屯因过度开发出现“土地瘠薄，亩产减半”（《水经注·江水》）；益州士族的庄园被征作军田，他们对蜀汉的不满从“隐忍”转为“公开反对”。谯周的《仇国论》之所以能引发共鸣，正是因为它说出了益州人的心声：“今之贤才，遭罹此世，备罹涂炭，民有菜色，诚宜息肩。”当“北伐”从“希望”变成“负担”，政权的合法性便开始崩塌。
三、“正统叙事”的破产：从“兴复汉室”到“画饼充饥”
蜀汉的核心叙事是“正统性”——刘备以“汉室宗亲”自居，诸葛亮以北伐重申“汉祚延续”，但这套叙事在现实面前逐渐失去说服力。
首先，“汉室”的符号早已褪色。东汉灭亡后，中原百姓对“汉”的认同随时间淡化，曹魏通过“九品中正制”吸纳士族，东吴以“江东本位”凝聚人心，而蜀汉死守“汉”的空壳，却连长安、洛阳都沾不上边，让“正统”成了自说自话。其次，刘禅的昏庸进一步消解了叙事的可信度。“乐不思蜀”的典故虽带戏剧色彩，但《三国志》明确记载他“宠信黄皓，朝政日非”，连诸葛亮之子诸葛瞻都感叹“吾内不除黄皓，外不制姜维”，这样的统治者，如何承载“兴复汉室”的重任？
更关键的是，蜀汉的“正统”从未得到益州人的认同。益州士族多认为自己是“蜀人”而非“汉人”，他们的祖先在先秦时便生活于此，对“中原正统”本就疏离。当蜀汉用“正统”之名榨取益州资源，他们自然会质疑：“为何要为一个遥远的‘汉室’耗尽蜀地的元气？”谯周力主降魏时说：“若降魏，蜀地可安，百姓可免兵戈。”其实是在替益州人说出“我们只想保住自己的家园”的心声。
四、“代际断层”的致命：从“创业一代”到“守成一代”的能力塌陷
蜀汉的权力传承出现了致命的“代际断层”。刘备、诸葛亮那代“创业班底”虽为外来者，却有“兴复汉室”的信念和统御全局的能力，尚能压制内部矛盾。但到了第二代、第三代，这种能力与信念同时崩塌。
诸葛亮指定的接班人蒋琬、费祎，虽算稳健，却缺乏开拓力，只能“萧规曹随”维持局面。费祎被刺后，姜维掌权，他是天水降将，在蜀汉根基浅薄，只能靠“北伐”刷存在感，却不懂平衡各方利益——既要对抗黄皓的宦官集团，又要压制益州士族的不满，最终陷入“越北伐越孤立”的恶性循环。
而刘禅作为最高统治者，既无刘备的识人能力，又无诸葛亮的治国之才，更缺乏对“蜀地”的归属感。他生于荆州，长于益州，却始终视自己为“汉氏遗脉”，对益州士族的诉求充耳不闻，甚至在邓艾兵临城下时，还在与黄皓“祠鬼神，求福佑”（《三国志·后主传》）。这种“悬浮”的统治姿态，让益州人彻底失望：连皇帝都不在乎我们，为何还要为他卖命？
五、认同危机的总爆发：从“被动服从”到“主动倒戈”
当外来者的权力垄断、北伐的资源消耗、正统叙事的破产、代际能力的塌陷交织在一起，“认同危机”便从隐性转为显性。景元四年（263年）邓艾偷渡阴平，本是孤军深入，却能迅速兵临成都，关键就在于益州人的“主动配合”。
据《三国志·邓艾传》记载，邓艾过江油时，守将马邈“不战而降”；到绵竹，诸葛瞻战死，但“蜀地守将多望风归降”。更具象征意义的是谯周的“劝降”——作为益州士族的代表，他不是“被迫投降”，而是“主动献策”，甚至为刘禅草拟降书，详细规划“如何保全蜀地百姓”。这哪里是“背叛”，分明是益州人对“外来政权”的集体抛弃。
刘禅降魏后，蜀地百姓“莫不欣悦”（《华阳国志》），益州士族更是主动参与曹魏的地方治理，这足以说明：蜀汉的灭亡，不是“外敌太强”，而是“内部已无人愿守”。当一个政权失去了本土势力的认同，即便没有邓艾，也会有其他“终结者”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