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邓艾的士兵踩着阴平小道的碎石摸到江油城下时，蜀汉的防线像纸糊的墙一样崩塌。后世多将其归咎于“后主昏庸”“黄皓乱政”，却少有人追问：为何一座经营四十余年的政权，会在一次奇袭面前瞬间瓦解？其实，蜀汉的灭亡从不是单一事件的偶然，而是资源禀赋、权力结构与认同基础共同崩塌的必然——就像一座地基早已腐朽的大厦，看似矗立，实则每一块砖瓦都在松动，只需一阵风，便轰然倒地。
一、资源困局：“小国寡民”的死循环
蜀汉的命门，从一开始就刻在“先天不足”四个字里。刘备入蜀时，益州虽号称“天府之国”，但经刘璋父子多年宽纵治理，户籍混乱、军备废弛，真正能动员的资源远不如表面光鲜。据《三国志·后主传》注引《蜀记》，蜀汉灭亡时“户二十八万，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也就是说，每九个人就要供养一个士兵，每三个成年男子就有一个在服兵役或徭役，这样的比例远超曹魏（约十五人供养一兵）和东吴（约十二人供养一兵）。
更致命的是资源分配的畸形。为维持“兴复汉室”的军事高压，蜀汉将70%以上的财政投入军费，导致民生持续凋敝。诸葛亮时期虽推行“军屯”，却只够勉强维持军队自给，百姓仍要承担“口算加倍”“盐铁专营”等额外负担，到姜维时期更是“经其野，民皆菜色”（《三国志·谯周传》）。当曹魏在关中推广“淮河流域屯田”、东吴在江南兴修水利时，蜀汉的农民却在“男子当战，女子当运”的口号下背井离乡，这使得蜀地人口持续流失——从刘备入蜀时的“户二十万”到灭亡时的“二十八万”，四十余年仅增长四成，远低于曹魏的人口增速。
资源的枯竭形成了恶性循环：为争夺生存空间必须北伐，北伐又加剧资源消耗，消耗迫使加重剥削，剥削导致人口逃亡，人口减少更难支撑北伐。到后期，连姜维的亲兵都要“杂用羌胡之兵”，这支曾经“能战”的军队，早已成了强弩之末。
二、权力闭锁：荆州派的“小圈子政治”与益州派的“无声反抗”
蜀汉的权力结构，像一只密不透风的铁盒子。刘备时期，荆州派（随刘备入蜀的核心团队）、东州派（刘璋旧部）、益州派（蜀地本土士族）尚算维持平衡，诸葛亮执政时虽重用荆州派，但也能容纳张裔（益州派）、李严（东州派）参与核心决策。但蒋琬、费祎之后，荆州派彻底关上了盒子——尚书台、大将军府的关键职位几乎全被荆州籍官员垄断，连益州派出身的学者谯周，都只能以“光禄大夫”的虚职赋闲。
这种闭锁带来两个恶果：一是人才断层。益州士族中并非没有贤才，如蜀郡张裔“识断明果”，南中吕凯“守节不挠”，却因非荆州出身，始终无法进入权力核心。到后期，蜀汉朝堂上甚至出现“凡官至九卿者，非荆州籍不得任”的潜规则，导致“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的窘境。二是治理失效。益州派熟悉蜀地民情，却被排斥在决策层外，使得蜀汉的政策往往“水土不服”——例如，诸葛亮推行的“严刑峻法”本为整肃吏治，却因缺乏益州士族的缓冲，变成“百姓怨声载道”的苛政；姜维在沓中屯田，因未吸纳本地羌胡首领参与，最终“羌胡叛应邓艾”，加速了防线崩溃。
更深刻的是心理疏离。益州士族世代生活在蜀地，对“兴复汉室”本就缺乏认同——对他们而言，曹魏、蜀汉不过是外来政权的更迭，而蜀汉的“荆州中心主义”让他们觉得自己始终是“二等公民”。当邓艾兵临城下时，谯周力主投降，并非单纯“贪生怕死”，而是益州派对“荆州派政权”的长期不满终于找到了宣泄口：“若降魏，蜀地仍为蜀地；若死战，蜀地必遭屠戮”——这种“保蜀”而非“保汉”的逻辑，恰恰暴露了蜀汉政权在本土认同上的彻底失败。
三、认同崩塌：“兴复汉室”符号的消解与“蜀地本位”的崛起
蜀汉最核心的精神支柱，是“兴复汉室”的正统叙事。刘备以“中山靖王之后”自居，诸葛亮在《出师表》中反复强调“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这套叙事在初期确实有效——它让荆州派有了“创业正当性”，让东州派摆脱了“背主投敌”的尴尬，也让蜀汉在与曹魏的对抗中占据了道德高地。
但符号的生命力，在于能否与现实利益绑定。随着时间推移，“兴复汉室”越来越像一句空洞的口号：对百姓而言，它换不来温饱；对益州士族而言，它意味着被排斥；对士兵而言，它意味着无休止的征战。相反，“蜀地”的概念却在悄然强化——从谯周的《仇国论》将蜀汉称为“因余之国”（意为“依附于他国的残余”），到民间歌谣“蜀中有大石，一方在中央，非汉非魏非吴，独守一方土”，可见“蜀地认同”已逐渐取代“汉室认同”。
这种认同转换，在关键时刻产生了致命影响。当刘禅犹豫是否投降时，谯周直言：“陛下若降魏，仍能封王封侯；若死守成都，祸至无日。”这番话能被刘禅接受，恰恰因为“汉室”的符号已失去约束力，而“保全自身”“保全蜀地”的现实考量，成了最终的决策依据。甚至连姜维的部将张翼都叹道：“蜀地兵民疲久，战亦无益。”——当连前线将领都不再相信“兴复汉室”的意义，这个政权的精神内核，早已在无声中死去。
四、历史的镜鉴：小政权的生存逻辑
蜀汉的灭亡，本质是“小国扛大旗”的必然困境。它以“汉室正统”为旗帜，却缺乏支撑这面旗帜的资源与认同；它试图以“荆州派”为核心凝聚力量，却将占人口多数的益州人排除在外；它用“北伐”维系内部团结，却在持续消耗中掏空了自己的根基。
对比同时期的东吴，或许更能看清蜀汉的问题：东吴也有“偏安”与“争霸”的矛盾，但孙权通过“江东化”政策，让江东士族进入权力核心（如陆逊、顾雍），用“保据江东”的现实目标替代“北伐中原”的虚幻理想，最终比蜀汉多支撑了十七年。这说明，对小政权而言，与其执着于“正统叙事”的虚名，不如扎根本土，构建与民众利益绑定的认同——毕竟，能让百姓安身立命的，从来不是遥远的“汉室”，而是眼前的“安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