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陵江的水汽漫进阆中城时，沈砚之正站在县尉府的档案室里，看着满墙悬挂的户籍木牍发怔。这些用楠木制成的牍片被烟火熏得发黑，边缘却被摩挲得光滑，像无数双眼睛，在昏暗的光线下静静注视着来人。
“沈先生，苏大人，这边请。”县尉赵承宗佝偻着身子在前头引路，他腰间的铜印随着脚步叮当作响，与木牍上虫蛀的空洞形成奇妙的共鸣。“建兴年间的户籍都在最里头的架子上，前几年遭过白蚁，好多字都看不清了。”
苏临洲伸手扶住晃动的木架，指尖触到一片凹陷的刻痕——是“阆中县”三个字，笔锋被岁月磨得圆钝，倒像是当地人常说的“嘉陵江的石头，越冲越滑”。他想起出发前沈砚之说的话：“户籍是朝廷的经脉，可这经脉里流的，是百姓的血。”
档案室尽头的角落里，果然堆着半箱残破的木牍。沈砚之蹲下身，从箱底翻出一片长约尺许的牍片，上面用朱砂画着三道斜杠，墨迹深黑如铁：“这是‘丁口注销’的标记。”他用指甲轻轻刮过刻痕，“朱砂混了松烟，是建兴六年的规制。”
苏临洲凑近去看，木牍右侧刻着“张狗儿”三个字，旁边注着“年九，从军”。他忽然想起藏经阁里那片写着“子狗儿，年三”的户籍，心口像是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不过六年，那个在阆中田埂上追蝴蝶的孩子，就成了军册上的一个名字。
“建兴六年冬，街亭兵败后，丞相在南郑补充兵员，阆中一次性征了三千丁。”赵承宗捧着茶碗的手在发抖，粗瓷碗沿的缺口磕得他掌心发红，“我爹那时是里正，说送兵那天，嘉陵江的渡口飘着百十个纸人，都是娘老子给娃烧的。”
沈砚之将木牍放回箱中，指尖沾了些暗红色的粉末。他想起《三国志·诸葛亮传》里“冬，亮还成都，募兵充武备”的记载，原来那轻飘飘的九个字背后，是三千个被撕碎的家庭。
“赵县尉，建兴年间的军户册子还在吗？”苏临洲的声音有些发紧。
赵承宗领着他们穿过一道月亮门，来到后院的粮仓。粮仓角落堆着几捆发霉的竹简，上面爬满了绿色的霉斑：“都在这儿了。去年修城墙时从土里挖出来的，县太爷说没用，就让扔这儿了。”
沈砚之解开捆竹简的麻绳，一股混杂着霉味和土腥的气息扑面而来。最上面一卷竹简上，“建兴七年，阆中军户”的字样依稀可辨，下面密密麻麻记着姓名，每个名字旁都画着或圆或方的记号。
“圆的是战死，方的是失踪。”沈砚之指着一个画着圆框的名字，“王二牛，建兴七年死于陈仓。”他又翻到后面，“李铁柱，建兴九年失踪于祁山。”
苏临洲数了数，短短三年，阆中籍的士兵战死三百二十四人，失踪一百七十五人。而这些数字，在《三国志》里只化作一句“亮复出祁山，粮尽退军，与魏将张合战，射杀合”。
“失踪的，大多是掉进祁山的栈道缝隙里了。”赵承宗蹲在地上，用树枝在泥地上画着栈道的样子，“我表哥当年就在姜维手下当差，说祁山的栈道窄得只能过一个人，底下是万丈深渊，掉下去连尸首都找不着。”
沈砚之忽然想起建兴十二年，自己在五丈原见到的那些伤兵。他们的断腿用粗麻布裹着，伤口化脓生蛆，却还在念叨着“要打回长安去”。那时他以为是军纪严明，如今才明白，或许是他们早已无家可归。
“赵县尉，张阿大那户人家，后来还有记录吗？”苏临洲问。
赵承宗想了想，从怀里掏出个油布包，里面是几片用棉纸裱糊过的木牍：“这是我私下留的，景耀元年的。张阿大已经死了，女儿阿秀嫁了个铁匠，儿子狗儿……”他顿了顿，“景耀五年，在沓中战死了。”
木牍上“狗儿”两个字被人用刀刻了又刻，边缘的木刺像竖起的寒毛。苏临洲忽然想起藏经阁里那片章武三年的户籍，上面“子狗儿，年三”的字迹还带着稚气，仿佛能看见那个扎着棕角的孩子，正踮着脚够父亲手里的锄头。
“他有后代吗？”沈砚之问。
“有个儿子，叫张小宝，今年七岁。”赵承宗叹了口气，“去年魏军入蜀时，跟着娘逃难去了南中，不知死活。”
粮仓外的阳光斜斜照进来，在竹简上投下长长的阴影。沈砚之忽然发现，这些冰冷的木牍上，其实刻着一条血脉的轨迹——从张阿大到张狗儿，再到张小宝，三代人的命运，都系在蜀汉这架战车上，最终碾落成泥。
“苏大人，你看这军户册上的籍贯。”沈砚之指着竹简上的地名，“建兴六年的士兵，七成是阆中本地的；到了延熙年间，三成是南中迁来的流民，两成是从江州调过来的罪犯。”
苏临洲猛地抬头：“这说明什么？”
“说明本土的丁口已经快耗尽了。”沈砚之的声音很沉，“蜀汉四十年，北伐十二次，每次征兵都像从地里刨红薯，先刨熟土，再刨生土，最后连石头都刨出来了。”
赵承宗忽然从粮仓角落拖出一个陶罐，倒出一堆锈迹斑斑的铁器——是些断箭、矛头，还有半个头盔。“这些是去年在城外乱葬岗挖出来的，上面都刻着字。”他捡起一支断箭，箭杆上“阆中李”三个字依稀可辨，“县太爷说晦气，让扔了，我想着都是些人命，就收起来了。”
沈砚之拿起那半个头盔，内侧的皮革已经朽烂，却还能看到用朱砂写的“狗”字。他忽然想起景耀六年的冬天，成都城破时，他在乱军里看到一个背着孩子的妇人，怀里揣着半截木牍，上面刻着“张小宝”三个字。
“赵县尉，阆中现在还有多少户人家？”苏临洲问。
“不到五千户了。”赵承宗望着粮仓外的嘉陵江，“章武年间有八千多户呢。去年逃难的、战死的，走了一多半。”他忽然指向江对岸的山坡，“那里原来有片桃林，每年春天开得像火一样，建兴九年被征去种了粟米，后来打仗没人管，就荒了。”
沈砚之和苏临洲走到江边时，夕阳正把嘉陵江染成金红色。江面上漂着些断木残枝，是上游冲下来的。苏临洲忽然指着岸边的浅滩，那里散落着些白骨，被江水冲刷得洁白如玉。
“赵县尉说，那是建兴六年运粮队翻船时留下的。”沈砚之的声音有些发哑，“三百多个民夫，连人带粮都沉江了，只捞上来这几根骨头。”
苏临洲蹲下身，捡起一块细小的骨片。骨片很轻，仿佛一捏就碎，却带着江水的寒意，冻得他指尖发麻。他忽然明白，蜀汉的灭亡，或许从来不是某个英雄的失误，而是无数根这样的骨头，堆成了压垮王朝的山。
“先生，我们回去吧。”苏临洲站起身，夕阳在他身后拉出长长的影子。
“回去之前，再去看看那片桃林。”沈砚之说。
江对岸的山坡上，果然有片荒芜的土地。断墙残垣间，几株桃树歪歪扭扭地长着，枝头挂着几个干瘪的桃子。沈砚之摘下一个，果皮已经发皱，咬一口，又涩又苦。
“当年种粟米，是为了北伐的粮草。”沈砚之望着远处的群山，“可到头来，粟米没保住蜀汉，连桃花都看不到了。”
苏临洲忽然从怀里掏出那片刻着“张狗儿”的木牍，轻轻放在桃树的树洞里。“这样，他就能看见桃花了。”
暮色渐渐笼罩了山坡，嘉陵江的水流声越来越响，像是无数人在低声诉说。沈砚之知道，他们在阆中找到的，不是答案，而是答案的一部分——那些埋在土里的骨，漂在江里的魂，还有刻在木牍上的名，共同写就了蜀汉最后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