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关羽在襄樊之战中兵败被杀，荆州落入东吴之手。这一事件不仅是蜀汉疆域的损失，更埋下了蜀吴联盟的致命裂痕。此后，尽管诸葛亮、孙权曾努力修复关系，“联吴抗魏”的口号始终是蜀汉外交的核心，但两国之间的猜忌、利益冲突与战略错位从未真正消除。到景耀年间（公元258-263年），当曹魏大军压境时，东吴的援军迟缓且无力，最终眼睁睁看着蜀汉灭亡。蜀吴联盟的失效，并非单纯的“背盟”或“失信”，而是深层次战略利益冲突与外交短视的必然结果——它使蜀汉陷入“两线受敌”的潜在风险，失去了牵制曹魏的重要力量，加速了三国平衡的崩塌，成为蜀国灭亡的又一关键推手。
一、荆州之争：联盟的先天裂痕与信任危机
诸葛亮在《隆中对》中规划的“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将“联吴抗魏”与“占据荆州”列为同等重要的战略目标。但这两个目标从一开始就存在矛盾：荆州既是蜀汉“北伐中原”的跳板，也是东吴“全据长江”的屏障，双方对荆州的战略诉求根本对立，这种先天矛盾注定了联盟的脆弱性。
刘备借荆州的“模糊处理”，为冲突埋下伏笔。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刘备占据荆州南部四郡（武陵、长沙、零陵、桂阳），却以“地少不足以安民”为由，向孙权“借”取南郡（治所江陵），承诺“若得蜀地，当还荆州”。这种“借”的表述，使荆州的归属权变得模糊——孙权视其为“暂借”，刘备则逐渐将其视为“固有”。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孙权派吕蒙袭取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刘备率军五万东下对峙，虽最终以“湘水划界”（江夏、长沙、桂阳属吴，南郡、零陵、武陵属蜀）暂时妥协，但双方的信任已出现裂痕。
关羽的“傲慢失策”，直接引爆了荆州危机。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关羽北伐襄樊，威震华夏，却对东吴采取“轻视+敌视”的态度：拒绝孙权的联姻请求（“虎女安肯嫁犬子”），擅取东吴湘关粮草，辱骂东吴使者。这种外交失误，让孙权意识到“关羽得志，必为吴患”，最终与曹操联合，派吕蒙“白衣渡江”袭取荆州，斩杀关羽。荆州的丢失，使蜀汉失去了“跨有荆、益”的战略支点，也让蜀吴从“盟友”变成“仇敌”——章武元年（公元221年）刘备发动夷陵之战，两国彻底决裂，联盟的信任基础被彻底摧毁。
诸葛亮的“修复联盟”，难以弥合根本分歧。建兴元年（公元223年），诸葛亮派邓芝出使东吴，重申“蜀吴唇齿相依，共抗曹魏”的道理，孙权虽同意复盟，却始终对蜀汉保持警惕。双方的盟约仅局限于“共同抗魏”，对荆州归属等核心利益问题避而不谈，这种“回避矛盾”的联盟，注定难以稳固。东吴在与蜀汉复盟的同时，仍与曹魏“通使往来”，保持战略模糊；蜀汉也未放弃“夺回荆州”的念头（诸葛亮在《后出师表》中仍称“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隐含对荆州的执念）。这种“面和心不和”的状态，使联盟始终处于脆弱边缘。
二、战略错位：蜀吴对“抗魏”的不同理解与行动脱节
蜀吴复盟后，虽在“抗魏”的大方向上一致，但对“如何抗魏”“抗魏的优先级”存在严重分歧。蜀汉将“北伐中原”视为核心目标，希望东吴在东线配合出兵；东吴则更注重“保境安民”，将主要精力用于防御曹魏与内部治理，双方的战略错位导致“联吴抗魏”沦为口号，难以形成有效协同。
蜀汉的“急进”与东吴的“保守”形成鲜明对比。诸葛亮五次北伐（公元228-234年）期间，曾多次请求东吴出兵配合，孙权虽有响应（如公元234年亲率大军攻合肥），却多“虚张声时，不求实效”。东吴的战略逻辑是：“蜀攻其西，我扰其东，使魏疲于奔命即可，不必真刀真枪消耗实力”。这种“保守配合”让诸葛亮屡屡陷入孤军奋战——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与司马懿在五丈原对峙，孙权的东路军却因“久攻合肥不下”而撤退，导致诸葛亮“粮尽而还”，抱憾而终。
东吴的“务实”与蜀汉的“理想”难以调和。孙权称帝（公元229年）后，将“保据江东，传之子孙”作为首要目标，对“兴复汉室”毫无兴趣。他更关心的是如何在魏蜀之间“纵横捭阖”，而非无条件支持蜀汉北伐。黄龙二年（公元230年），孙权甚至派卫温、诸葛直率军“浮海求夷洲（台湾）”，将资源投入海外探索，可见其对“抗魏”的积极性远低于蜀汉。相比之下，蜀汉的北伐承载着“正统叙事”的理想主义色彩，这种差异使两国在战略优先级上难以对齐。
姜维时期的“激进北伐”，进一步拉大了与东吴的战略距离。延熙十六年（公元253年），姜维掌权后，改变诸葛亮“稳扎稳打”的策略，连年发动大规模北伐（公元254-262年共六次），却从未与东吴提前协调。东吴对姜维的“孤军冒进”既不理解也不支持，甚至在公元255年曹魏伐蜀时，仅派“偏师数千”象征性救援，“未至而蜀已退”。这种“各打各的”的局面，使曹魏得以“东守西攻”，分别应对蜀吴，联盟的“牵制作用”完全失效。
三、利益冲突：从“唇齿相依”到“各怀鬼胎”
蜀吴联盟的本质是“利益共同体”，当共同利益（对抗曹魏）被各自利益（争夺荆州、保存实力）取代时，联盟便会名存实亡。蜀汉后期，两国在南中、交州等地区的利益冲突逐渐显现，加上对“曹魏威胁”的认知差异，最终从“唇齿相依”变成“各怀鬼胎”，联盟彻底失去约束力。
南中与交州的争夺，加剧了潜在矛盾。蜀汉的南中（今云南、贵州）与东吴的交州（今广东、广西、越南北部）接壤，双方都试图影响这一地区。诸葛亮南征（公元225年）后，蜀汉在南中设置七郡，加强控制；东吴则通过册封交趾太守士燮家族，将势力伸入越南北部。双方曾因“南中夷人归附”发生摩擦——延熙三年（公元240年），南中豪族刘胄叛乱，向东吴求援，孙权虽未直接出兵，却“遣使赐印绶”，暗中支持，被蜀汉视为“背盟”。这种地缘利益的冲突，让联盟的裂痕进一步扩大。
对“曹魏实力”的认知差异，导致应对分歧。蜀汉始终将曹魏视为“头号敌人”，认为“汉贼不两立”，必须全力对抗；东吴则更清楚曹魏的强大，主张“以守为攻，等待时机”。太和六年（公元232年），曹魏辽东太守公孙渊叛魏，遣使向吴称臣，孙权欲“派兵支援，夹击曹魏”，蜀汉却认为“公孙渊反复无常，不可信”，拒绝配合，错失了一次难得的协同机会。这种认知差异，使两国在对抗曹魏的策略上始终无法统一。
东吴的“降魏试探”，彻底暴露联盟的脆弱。永安六年（公元263年），曹魏伐蜀的消息传到东吴，吴主孙休虽派丁奉率军攻寿春、留平攻南郡，试图“围魏救赵”，却同时派薛珝出使蜀汉，名为“慰问”，实则观察虚实，评估“蜀汉能否存续”。当薛珝回报“蜀士疲惫，民有菜色，必不能久”后，东吴的援军便“停滞不前，观望成败”。这种“见死不救”的务实态度，证明联盟在生死关头已无法发挥作用——东吴更关心的是如何在蜀汉灭亡后“分一杯羹”，而非“雪中送炭”。
四、联盟失效的连锁反应：蜀汉的孤立无援与曹魏的各个击破
蜀吴联盟的失效，对三国平衡产生了连锁反应：蜀汉失去东线牵制，陷入“单线抗魏”的困境；曹魏得以集中兵力对付蜀汉，加速了其灭亡；东吴虽暂时保全，却也因“唇亡齿寒”，最终在三十年后被西晋所灭。这种“多米诺骨牌”效应，印证了“合则两利，分则两伤”的道理，也让蜀汉为联盟的失效付出了最沉重的代价。
蜀汉陷入“双拳难敌四手”的战略被动。失去荆州后，蜀汉的北伐只能走祁山、陈仓等崎岖路线，补给困难；而东吴在东线的“消极配合”，使曹魏可以将主力部署在关中，专防蜀汉。太和五年（公元231年），诸葛亮第四次北伐，司马懿之所以能“坚壁不出”，正是因为“东线无虞，可专心对蜀”。据《三国志·明帝纪》，曹魏在关中的驻军常年保持在十万以上，是蜀汉北伐军的两倍，这种兵力差距很大程度上源于联盟失效带来的“单限压力”。
曹魏的“各个击破”战略得以实施。司马懿曾向魏明帝建议：“蜀远吴近，若先破蜀，则吴自服。”这一战略的前提，是蜀吴联盟无法形成有效抵抗。景元四年（公元263年），司马昭派钟会、邓艾、诸葛绪三路伐蜀，动用兵力十八万（占曹魏总兵力的三分之一），如此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若东吴能在东线发动像样的进攻，曹魏必然有所顾忌。但东吴的“观望”让司马昭毫无后顾之忧，得以全力伐蜀，最终一举灭蜀。
东吴的“短视”加速了自身灭亡。蜀汉灭亡后，东吴失去了西部屏障，直接暴露在西晋的军事压力下。晋武帝司马炎采纳羊祜的“伐吴策”，“以蜀地为基地，顺江而下”，于太康元年（公元280年）灭吴。正如羊祜所言：“蜀亡则吴孤，吴孤则必亡。”东吴在蜀汉灭亡时的“见死不救”，看似保全了实力，实则自断臂膀，最终难逃同样的命运。
联盟失效的终极后果，是三国平衡的彻底崩塌。赤壁之战后形成的“三分天下”，本质上是蜀吴联盟与曹魏之间的力量平衡；当联盟失效，这种平衡被打破，曹魏（西晋）的统一便成必然。蜀汉的灭亡，不过是这一进程的第一步——它既是联盟失效的结果，也是推动统一的催化剂。
结语：外交短视与战略僵化的代价
蜀吴联盟的失效，根源在于双方未能超越短期利益，构建真正的战略互信。荆州之争的爆发、战略目标的错位、地缘利益的冲突，一步步侵蚀着联盟的基础，而蜀汉后期的外交僵化（如姜维不与东吴协调北伐）与东吴的务实短视（如坐视蜀汉灭亡），则最终将联盟推向了终点。
从历史教训看，蜀吴联盟的悲剧证明：弱国之间的联盟若不能以“互信”为基础、以“协同”为手段、以“长远利益”为目标，终将沦为脆弱的纸同盟。蜀汉将“联吴抗魏”视为口号却缺乏行动，东吴将“联盟”视为筹码而非战略，这种短视让两国在曹魏的强大面前各自为战，最终被逐个击破。
蜀国灭亡的根本原因中，联盟的失效虽非最核心的因素，却起到了“加速器”的作用——它使蜀汉失去了牵制曹魏的最后力量，在内部矛盾激化的同时，又面临外部压力的集中爆发。当一个政权既无法解决内部问题，又不能构建有利的外部环境时，其灭亡的命运便已注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