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西市的青石板被脚步磨得发亮，沈砚之站在“王记粮铺”的木牌下，看着掌柜用铜秤称出半斗糙米。秤砣在秤杆上晃了晃，最终停在“三斤”的刻度，掌柜却伸手把秤砣往内挪了半寸，“近来粮紧，就按这个数算吧。”
买粮的老妇攥着布包里的五铢钱，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王掌柜，上月还能称三斤半呢。”
“上月是上月的价。”掌柜用抹布擦着秤盘上的糠麸，“北边又打仗了，粮船过不了祁山，价自然要涨。”
沈砚之的目光落在粮铺墙角的账本上，泛黄的纸页上用毛笔写着密密麻麻的数字：章武三年，米一石值五铢钱五十；建兴五年，一石值八十；延熙十年，一石竟涨到三百。他忽然想起在阆中见到的张阿大户籍，那时的五铢钱还能让一家人勉强糊口，如今却连秤杆上的刻度都撑不起了。
苏临洲从市集另一头走来，手里捏着枚边缘磨平的铜钱：“先生看这个，是民间私铸的‘剪边五铢’，把官铸钱的边缘剪下来重熔，一枚变两枚，购买力却只剩一半。”
铜钱中间的方孔被剪得歪斜，像个咧开的嘴。沈砚之想起延熙年间，朝堂上关于“铸新钱”的争论——侍中董允说“民不加赋而国用饶”是妄言，大将军费祎却坚持“军需紧急，不得不如此”，最终还是铸了“直百五铢”，一枚当百枚用，结果物价飞涨，百姓拿着成串的钱却买不到东西。
“去交子务看看。”沈砚之转身往城中心走去。交子务是蜀汉管理货币的机构，门前的石狮子嘴里还叼着枚石雕的五铢钱，只是狮爪下的基座已经裂了道缝。
主事的老吏姓刘，见了沈砚之怀里的史官令牌，忙不迭地捧出历年的《钱法考》。“洪武年间，府库有金千斤、银五千斤，足够支用。”刘吏翻到建兴十二年那一页，上面画着个向下的箭头，“丞相去世那年，库里的金银就只剩三成了，全填了北伐的窟窿。”
账本上贴着张褪色的便签，是当年库吏的批注：“祁山一战，耗钱千万，相当于成都西市半年的税。”沈砚之忽然想起五丈原的屯田账册，那些被运往前线的粮草，每石背后都是无数枚被磨平的五铢钱。
“延熙年间，费祎大将军搞过‘以盐易粮’。”刘吏指着地图上的南中，“让南中各族用盐井换蜀锦，再用蜀锦去吴地换粮。可后来盐井越开越多，蜀锦却供不上，吴人就压价，一斤锦换的粮越来越少。”
苏临洲从行囊里取出块残破的蜀锦，上面绣着“五星出东方”的纹样，是从南中夷人墓里找到的。“这锦在吴地能换三石米，在蜀地却只能换一石半，因为我们自己的粮都不够。”
阳光透过交子务的窗棂，照在一堆锈蚀的钱范上——是铸造五铢钱的模具，上面的“五铢”二字已经模糊。刘吏说，延熙十六年，因为铜料不足，连太庙的铜鼎都被熔了铸钱，“钟声停了，钱声却没换来太平。”
离开交子务时，市集上忽然一阵骚动。几个士兵推着辆独轮车走过，车上装着些捆好的麻布，上面盖着块写着“军饷”的木牌。百姓们纷纷避让，有人低声咒骂：“又是去前线的，我们的税都喂了刀枪。”
沈砚之拦住个推车的士兵：“这些钱够多少人用？”
士兵擦了把汗：“五千士兵，每人月饷五百五铢，这一车还不够半个月的。”他指了指车辙里的铜钱，“都是‘直百五铢’，看着多，其实不经花，到了祁山，店家根本不认。”
苏临洲蹲下身，捡起枚从车上掉落的铜钱，重量果然比官铸钱轻了一半。“这不是明着抢百姓的钱吗？”
“抢也没办法。”士兵苦笑，“去年在沓中，三个月没发饷，士兵们只能去地里偷土豆，被百姓用锄头打出来。”
走到市集尽头的茶馆时，里面正说书先生讲“诸葛亮征南中”。听客们拍着桌子叫好，说“丞相用兵如神，藤甲兵一烧就是十万”。沈砚之却想起在南中见到的山洞骨架，那些被火焰吞噬的藤甲，其实都连着成都市集上的秤杆——每片藤甲的燃烧，都让秤盘上的粮食又少了几分。
茶馆墙角坐着个穿粗布衫的年轻人，正用炭笔在纸上算着什么。沈砚之凑过去看，纸上写着“家有五口，月需米五石，现钱只够买三石，缺口两石”。
“小哥是做什么的？”苏临洲问。
“算账簿的。”年轻人抬头时，眼里满是红血丝，“东家是个士族，家里有百亩田，却不用缴粮，税都摊到我们这些小户头上。上个月没缴够，差役把我家的耕牛牵走了。”
沈砚之想起《三国志·后主传》里的“士家复除”政策——士族子弟不用服兵役，田赋也只缴三成。而像张阿大这样的编户齐民，却要承担九成的税，难怪越来越多的百姓宁愿去当流民，也不愿留在户籍册上。
暮色降临时，他们站在成都城头，望着远处的粮仓。粮仓储粮的多少，原本该用“石”来计算，可近来却改了“堆”——因为账目混乱，只能大概估个数目。守城的老兵说，景耀元年，粮仓失火，烧了半城的粮，“其实哪是失火？是有人故意放的，想瞒报亏空。”
沈砚之摸出怀里的铜钱，月光照在上面，竟映出些绿色的铜锈。他忽然明白，蜀汉的钱袋子不是被戳破的，而是被自己人一点点掏空的——当五铢钱变成剪边的、减重的、当百的，当秤杆上的刻度越来越短，这个王朝的根基，早已在百姓的叹息里朽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