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国民这个名字，在刑侦领域可谓无人不晓。
他自封“独行侠”，外界却称他为“冷兵器之王”，亦名列“十大悍匪”之中。其名声之响，源于他曾单枪匹马、仅凭冷兵器三次成功抢劫银行。在长达九年的犯罪生涯中，他共犯案十五起，造成二十人死亡，劫得现金四百余万元。
在精心策划犯罪的过程中，雷国民总结出一套自己的理论：“刀不如枪，枪不如斧，斧不如锤”，因此也有人称他为“锤王”。
然而，雷国民之所以能屡屡得手，不仅在于他选择的凶器，更在于他过人的头脑、身体素质与坚韧心性。其综合犯罪能力之强，甚至有人评价他在某些方面超越了白宝山。
若他将这份执着与才智用于正途，或许所获成就与财富，远非犯罪所得可比。然而他却一心钻研作案，尽管确实攫取了大量不义之财，对自己却异常苛刻。
他一生抽过最好的烟不过一包玉溪，生活吝啬到极致。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对同伙却格外大方，一掷千金，毫不吝啬。
落网之后，在决定招供前，他对预审人员说：“日后你们审讯犯人，不必总提张君那些人吓唬人。只要报上我的名字，定能震慑他们。”
言谈间不无得意，随后又颇为遗憾地补充：“可惜此时没有作家在场，我的经历，足够写成一部书了。”
接着，他时而如汇报工作，时而如说书人般，异常兴奋地连续讲述了十二个小时。偶尔遇到记不清的时间或地点，他会歉然一笑，待后来想起时，又立即回头补充。
审讯人员既不觉枯燥，也无需多问，只需静听他娓娓道来。
现在，就让我们从他的供述中，还原他的一生，以及这背后令人深思的警示。
雷国民于1971年11月5日出生在安徽省安庆市桐城县罗岭镇罗岭村。出生时体重七斤多，白白胖胖，一双大眼睛尤其有神，两道浓眉更是引人注目。
村里人见了，不免议论纷纷。有人说：“雷家这胖小子，相貌不凡，将来必成大器，说不定能当大官。”也有人不以为然：“这孩子长得斯文，更像读书人，将来准能当老师。”还有人说：“你们都没说到点子上，他眉毛太浓，命硬。”
无论如何，在那个年代的农村，虽然经济普遍贫困，但添个男丁仍是喜事一桩——多一个男孩，就意味着多一个挣工分的劳力。
然而谁能料到，这个看似普通的男孩，二十年后竟会犯下一系列震惊全国的大案？
要说雷国民，不得不先提他的父亲雷巨武；而要了解雷巨武，又需从雷国民的祖父说起。
雷家祖上家境尚可，一向崇尚文化。雷国民的祖父从小在桐城县读书，被乡邻尊称为“文化人”。
虽逢乱世，家道中落，但祖父从未忽视教育的重要性，坚持让儿子雷巨武读书求学。雷巨武虽未到才高八斗的程度，却也学识不浅，尤其写得一手好毛笔字，在方圆百里颇有名气。
每逢春节，上门求写春联的人络绎不绝，家家户户贴的对联多出自他手。
正因为雷巨武有文化、有名望，上世纪五十年代土地改革时，工作组便推选他担任村干部。然而他为官清廉，家中一贫如洗。
罗岭村坐落于大山之中，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经济落后，大多数村民生活艰难，一年劳作下来，连温饱都成问题。
雷家本不富裕，随着孩子们相继出生，吃饭的人多，负担愈重，日子可想而知。每年青黄不接时，雷家总要为吃饭发愁，只能靠上山挖野菜勉强度日。
因此，雷国民童年最深的记忆，便是羡慕别的孩子能穿上一双新鞋，或眼巴巴看着条件好些的人家吃上热气腾腾的大饼。
为了改善生活，雷巨武带着孩子们一起干农活。雷国民在四个孩子中排行最小，上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
孩子们大多只读了两年书，有的甚至从未进过校门，早早在家帮忙务农。大姐雷金珍十六岁便出嫁，唯一的条件是男方出钱为雷家盖了三间新房。
后来二姐患了脑炎，发病时胡言乱语，为给她治病，家中境况更是雪上加霜。
相较兄姐，雷国民算是幸运的。因为年纪最小，且雷巨武始终不忘雷家书香门第的传统，即便在如此困顿的环境中，仍坚持让小儿子读书。
当别的孩子都在田间劳作时，他却能坐在教室里。雷巨武也曾带着孩子下河摸鱼、上山砍柴挖药材，但凡能挣点钱的门路都试过，但日子始终未见起色。
后来，雷巨武在罗岭镇上看到有人卖面条、水饺，深受启发，决定摆摊卖馄饨。他凑钱置办了一个煤炉子和一口旧锅，用扁担一挑，便开始了走街串巷的馄饨生意。
然而他并非专业厨师，做馄饨的手艺全靠自己琢磨，加上生意本就清淡，卖一碗馄饨只能挣一毛钱。虽不致饿死，却也富不起来，终日奔波，风雨无阻，只能勉强维持生计。
等到雷国民开始上学后，他的表现十分优异。他天资聪颖，学习勤奋，成绩在班级里始终名列前茅，时常得到老师的表扬。
每天放学回家，他都会主动帮忙喂鸡喂猪、生火做饭，分担家务。只是他总是一边干活一边看书，常常在灶前添柴时也手不释卷，好几次被炉膛里窜出的火苗燎焦了头发。
他很少和其他孩子一起玩耍，内心深处藏着难以言说的自卑。
尽管成绩优异，可家境实在太贫寒——他没有新书包，没有像样的衣服，穿的永远是兄姐留下的旧衣改成的衣裳；
同学们书包里装着整齐的练习本，他的书包里却只有捡来的香烟盒；别人用着圆珠笔、钢笔，他却只能用最普通的铅笔。
这些心事，他从不向人吐露，全都默默压在心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