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地图设定：
当危机开始时，布鲁克林是第一批被隔离的地方之一。戒严令使社区变成监狱，而病毒使城市变成了墓地。在国民警卫队的逼迫下，街头帮派宣布休战并破坏了隔离区将布鲁克林变成了一个全面的战区现在只剩下一些难民还被关在原来的防疫区里，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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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迹象，并非直接源于新闻或官方公告，而是源于一种弥漫在空气里的、难以言喻的紧张感。那是在h1N1病毒被正式命名并引发全球关注后不久，我们所在的布鲁克林区，仿佛一夜之间被某种无形的阴影所笼罩。起初，只是零星的报道，提及本地出现了一些症状异常严重的流感病例，高烧不退，伴随有深度的昏迷。但很快，这些病例不再是报纸内页的冰冷数字，它们变成了我们邻居、同事，乃至家人的真实遭遇。街角的诊所和附近的医院开始人满为患，救护车的鸣笛声从白天响到黑夜，逐渐变得稀疏，最后只剩下一种令人不安的沉寂，仿佛这座城市正在被慢慢抽走生命力。
官方的反应起初是迟缓的，他们最初只是认为这只是普通的流行性感冒。但当布鲁克林的感染率和重症率以惊人速度攀升，远远超出其他区域时，恐慌终于取代了秩序。我记得那天下午，电视机里市长面色凝重地宣读了戒严令，屏幕上滚动的文字将布鲁克林划定为“特殊检疫区”。国民警卫队的装甲车和身着迷彩、手持制式步枪的士兵，几乎是在一夜之间，用带刺的铁丝网和厚重的混凝土路障，将我们与外界彻底隔绝。曾经熟悉的街道，那些我们每日穿行、充满生活气息的角落，瞬间变成了一座巨大的露天监狱。阳光依旧能照进来，但自由已经消失。士兵们的眼神里没有同情，只有警惕。他们的枪口并非仅仅指向外部可能的威胁，更多的时候，是指向我们这些被围困在内部的“潜在传染源”。
真正的恐怖，并非源于隔离本身。隔离至少还意味着一种秩序，哪怕是一种压迫性的秩序。真正的恐怖，始于那场“黑色”的雨。那是一个沉闷得令人窒息的黄昏，天空呈现出一种病态的铅灰色，随后，豆大的雨点砸落下来，但颜色却是诡异的、如同混入了大量工业油污的墨黑色。雨水带着一股刺鼻的、类似于腐烂金属和化学药剂的混合气味，冲刷着建筑物、街道和一切暴露在外的物体。我们躲在家中，看着窗外被染成一片污浊的世界，心中充满了不祥的预感。后来我们才知道，那雨水中含有一种被军方内部称为“x-7”的高活性催化剂。它本身并非病毒，但它与在我们体内肆虐的h1N1病毒结合后，引发了灾难性的、不可逆转的异变。
黑色雨水过后的几天内，情况急转直下。那些原本因感染h1N1而陷入深度昏迷的患者，开始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家中卧室的病榻上、医院拥挤的走廊担架上、甚至临时征用为隔离点的学校体育馆的地板上——陆续“苏醒”。但这绝非康复的曙光，而是地狱之门的开启。他们睁开的双眼浑浊无神，瞳孔扩散，皮肤呈现出死灰般的色泽。他们的动作僵硬而怪异，关节发出令人牙酸的摩擦声。最令人恐惧的是他们的行为模式：这些“苏醒者”对亲人的呼唤、哭喊毫无反应，他们唯一残存的、或者说被异变激发的本能，就是攻击和撕咬任何靠近的、未被感染的活人。
最初的惨剧大多发生在家庭内部。一位母亲日夜不休地照料着高烧昏迷的儿子，在黑色雨夜后，她欣喜地看到儿子睁开了眼睛。然而，迎接她的不是劫后余生的拥抱，而是儿子张开嘴巴，用残留着人类牙齿的口腔，狠狠咬向她脖颈的剧痛。一位丈夫试图唤醒昏迷的妻子，却被妻子用惊人的力量扑倒，手指硬生生抠进他的眼眶。信任与爱，在那一刻成为了最致命的陷阱。尖叫声、哭喊声和撕咬声，开始从一扇扇窗户后传来，打破了隔离区内部残存的那点可怜的宁静。街道上很快出现了他们的身影，这些蹒跚而行、目光呆滞、嘴角残留着血肉痕迹的“东西”。他们不再是我们认识的人，他们变成了一种……活死人。城市，这片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在极短的时间内，从戒严令下的监狱，彻底蜕变成了这些感染者的狩猎场和天堂。而我们这些还活着、还有意识的人，则成了被困在这座巨大坟墓中的囚徒和猎物。
就在活死人开始成群出现，内部秩序濒临崩溃边缘的同时，布鲁克林内部另一股强大的力量开始行动了。这个区域历来是帮派势力盘根错节的地方，街头文化深入骨髓。国民警卫队的严酷封锁，切断了他们的财路、限制了他们的活动，甚至将他们也一同视作需要被管制的对象。起初，他们和普通民众一样，在隔离区内忍耐、观望。但当活死人的威胁取代了军人的枪口，成为更直接、更恐怖的死亡象征时，这些平日里互相敌视、为了地盘和利益争斗不休的帮派分子，展现出了一种残酷现实下的生存智慧。在死亡的巨大压力下，往日的仇怨显得微不足道。通过某些不为人知的渠道，几个主要帮派的头目达成了暂时的、也是脆弱的休战协议。他们的目标非常明确：冲破国民警卫队的封锁，为自己杀出一条生路。
那是一个枪声与爆炸声此起彼伏的夜晚，其激烈程度远超之前任何一次帮派火并。国民警卫队的防线是为了阻挡内部民众外逃和外部人员闯入而设计的，其火力配置和战术部署，很大程度上是针对手无寸铁或仅有轻武器的平民。他们完全没有预料到，内部会爆发如此有组织、且拥有相当火力（包括自动武器、炸药甚至火箭筒）的协同攻击。帮派分子们利用对城市地形了如指掌的优势，从巷道、下水道、废弃建筑中发起突袭。他们作战悍不畏死，战术灵活刁钻。国民警卫队的士兵们虽然训练有素，但在这种混乱的、无处不在的袭击面前，他们的防线很快被撕开了数个口子。
然而，帮派们的胜利，对于我们这些普通难民而言，并非解放，而是将我们推入了更深的深渊。他们成功突破了隔离墙，但他们的目的仅仅是逃离，而非清理区域或建立安全区。在突围的过程中，大量的活死人被枪声和爆炸吸引，从四面八方涌来，进一步加剧了区域的混乱。许多原本相对安全的建筑被卷入战火，防御设施被破坏。帮派分子们在达成主要目标后便迅速化整为零，试图利用混乱逃离布鲁克林，将这片烂摊子完全留给了我们。国民警卫队遭受重创，残存力量要么跟随溃退，要么收缩到少数几个坚固据点，失去了对大部分区域的控制能力。布鲁克林，就这样从一个受控的隔离区，彻底变成了一个无序的、由活死人和绝望幸存者占据的绝对战区。街道上不再是零星的感染者，而是成群结队、漫无目的游荡的尸群。枪声虽然比最激烈的那个晚上稀疏了，但零星的交火——可能是残存的士兵、未来得及逃离的帮派分子或是武装起来的幸存者在抵抗——依然不时响起，提醒着我们这里已是战场。
而我们，这群既没有帮派分子的凶悍和武器，也没有国民警卫队组织和装备的普通难民，在这一切发生之前，就已经失去了选择的权力。在戒严令执行初期，一次大规模的“健康筛查”中，我们这些没有明显症状但被认为有“接触风险”的人，被国民警卫队强制从家中带走，集中安置在了位于布鲁克林中心地带的当地警察局内。他们声称这是为了“集中保护”和“医学观察”。然而，我们被关押的地方，并非警局的办公室或礼堂，而是位于建筑深处、阴冷潮湿的**拘留区**。
这里原本是临时关押嫌疑犯的地方，如今成了我们的囚笼。两个牢房铁门紧锁，每个牢房里都塞了四个人。冰冷的铁架床铺位虽然让这些可怜人避免缩在冰冷的水泥地上，但在这个天气下靠着从家里带来的寥寥几件衣物御寒还是难为他们了。空气里弥漫着消毒水、汗液、排泄物以及若有若无的血腥味混合在一起的、令人作呕的气息。唯一的光源是走廊里那几盏惨白的、终日不灭的日光灯，它们将每个人的脸色都照得如同死灰。食物是定量配给的罐头和压缩饼干，水源时断时续。我们与外界的联系被完全切断，只能通过看守士兵偶尔的交谈、远处传来的模糊声响，以及从高处狭小窗户瞥见的一角天空下升起的黑烟，来拼凑外面正在发生的灾难。
当帮派冲击隔离区、活死人彻底失控的消息隐约传到这地下囚笼时，绝望如同冰冷的潮水，淹没了每一个人。国民警卫队自身难保，他们对我们的看管变得名存实亡，甚至完全撤离，只留下空荡荡的岗哨和紧锁的出口。我们被彻底遗忘了，被锁在这座曾经代表法律与秩序的警察局的核心地带，听着外面隐约传来的、属于另一个世界的嘶吼与爆炸声。我们拥有的，只有身边同样惊恐无助的同伴，以及对未来无边无际的恐惧。我们是谁？是等待被救援的幸存者，还是注定要在这钢铁囚笼中腐烂，最终也成为外面那些东西一员的可怜虫？下一步该怎么做？是继续等待那遥不可及的救援，还是必须依靠自己，想办法打开这扇紧锁的铁门，去面对外面那个已经彻底沦为地狱的世界？这些问题，沉甸甸地压在每一个还保有理智的人心头，没有答案，只有一片死寂般的茫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