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27日的南京，寒风卷着残雪，掠过复兴社总部大楼的青砖墙面。
陈默站在戴笠办公室外的走廊里，手里捏着一份刚收到的调令，指尖因用力而微微泛白——调令上清晰写着：“着陈默同志即刻结束西安任务，返回南京总部，担任对日情报小组副主任兼情报分析处常务副处长，协助处理华东地区日特情报工作。”
三天前，他从西安飞回南京复兴社总部。刚要去向戴笠汇报完西安事变的情报汇总，就接到了这个意外的任命。
这时的戴笠
刚从上海工作站“蹲点”归来，脸色带着长途奔波的疲惫，却难掩眼中的狡猾和锐利：
“陈默，你回来的正好。上海日租界的日本特务活动越来越猖獗，红军战略动向不明朗，委员长让我在南京统筹全局。你在西安表现不错，既能拿到核心情报，又能稳住张学良，是个可用之才，跟我在总部盯着华东这一摊。我们认为这个事情很重要，才专门设立对日情报小组，并新成立情报分析处。对日情报小组主任我兼着，下设情报分析处等几个处室，另一个副主任兼情报分析处长是老人，他即将退休，你的常务副处长相当于正处长。”
陈默躬身应下，心里却掀起波澜——戴笠调他回总部，既是信任，也是更严密的监视。
总部不比西安，耳目众多，情报传递的难度会成倍增加，必须尽快与苏晴约定新的联络方式，否则一旦断了联系，之前的努力都将白费。
离开戴笠办公室，陈默以“整理西安事变档案”为由，暂时回到情报一处的办公位。
他快速翻阅着桌上的文件，目光却在寻找机会——沈兰还在上海养伤，南京的常规联络点只有老吴的钟表铺，但在总部与老吴直接联系很容易暴露，必须建立一个新秘密接头点，一个既隐蔽又符合他“日特情报小组副主任”身份的地方。
“陈处长，这是您要的华东日特动向报告。”小李科长递来一份文件，打断了他的思绪。
陈默接过报告，快速扫过几眼，目光突然停留在“南京新街口新华书店”的字样上——这家书店是国民党官方背景，主营时政书籍，来往的多是政府职员和学生，不易引起怀疑，而且位于新街口商圈，人流密集，便于接头后快速撤离。
就选这里！陈默心里有了主意。
他拿起笔，在一张便签纸上写下“新华书店，每周三下午三点，戴米色围巾者为接头人，暗号‘《论持久战》到货了吗？’‘只有《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要吗？’”，然后将便签纸折成小方块，塞进钢笔笔杆的暗格——这是他与沈兰约定的紧急联络方式，只有在无法通过常规渠道联系时使用。
下午四点，陈默以“采购办公用品”为由，驱车离开复兴社总部。
汽车行驶在南京街头，两侧的店铺已恢复往日的热闹，街头的标语从“讨伐张学良”变成了“庆祝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红色的墨迹在残雪的映衬下，显得格外醒目。
他没有直接去钟表铺，而是绕到新街口附近的一条小巷，将车停在隐蔽处，然后步行来到新华书店。
书店里人不多，大多是翻看书籍的学生和职员，陈默假装浏览时政类书籍，目光却快速扫过店内的布局：一楼是售书区，二楼是阅览区，角落里有几个靠窗的座位，视线开阔，便于观察周围动静；书店后门直通另一条小巷，可作为紧急撤离通道。
确认环境安全后，陈默走到柜台前，对店员说：“麻烦帮我留一本《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下周我来取。”——这是给沈兰的信号，告知她新接头点的位置和暗号对应的书籍。
店员点点头，在登记本上写下“陈先生，预留《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陈默放心离开。
傍晚时分，陈默终于来到老吴的钟表铺。
老吴正在后院整理情报，见他进来，立即迎了上去：“你可算来了！沈兰同志从上海发来消息，说她的腿恢复得不错，下个月就能回南京了，问你这边情况怎么样。”
“戴笠调我回总部，当新成立的情报分析处常务副处长了。”
陈默开门见山，将便签纸递给老吴，“这是新的秘密接头点和暗号，你尽快通过地下党转给沈兰，让她回南京后，按这个方式与我联系。新华书店是官方背景，不易引起怀疑，每周三下午三点接头，接头人戴米色围巾，暗号要记牢，不能出任何差错。”
老吴接过便签纸，仔细看了几遍，郑重地点点头：“放心，我今晚就安排人送出去，保证沈兰同志能收到。不过你回总部后，戴笠肯定会对你盯得更紧，传递情报要多加小心，别跟我走得太近，免得被怀疑。”
“我知道。”
陈默点点头，语气严肃，“以后常规情报通过新华书店接头传递，紧急情报用密写药水写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书页空白处，沈兰取书时就能看到。老吴，你这边也要注意安全，钟表铺虽然隐蔽，但戴笠肯定会查我的社会关系，尽量减少与我的直接接触。”
两人又商议了一会儿后续的联络细节：陈默每月会以“采购书籍”为由，去新华书店一次，若无情报传递，就只取走预留的书籍；若有紧急情报，就将密写后的书籍放在指定书架的第三层，由沈兰取走。老吴则负责中转上海与南京的情报，确保沈兰回南京前，联络渠道畅通。
离开钟表铺时，天色已暗，南京城亮起了灯火。
陈默坐在车里，看着窗外掠过的街景，心里满是感慨——从西安回到南京，从一线情报收集到总部统筹协调，他的角色变了，但潜伏的使命没变。
戴笠的信任是把双刃剑，既给了他接触核心情报的机会，也让他陷入了更危险的境地。
回到总部，陈默立即投入到新的工作中。
新成立的情报分析处常务副处长所在的办公室，比以前大了许多，墙上挂着华东地区的地图，上面密密麻麻标注着日特据点和红军活动区域。
他坐在桌前，翻开华东日特动向报告，手指在地图上快速划过——上海日租界的日本特务已建立了多个秘密电台，正在收集国民党军的布防情报；红军则在皖南地区活动频繁，似有向苏南发展的迹象。
这些都是重要情报，必须尽快传递给组织。
陈默拿起笔，在报告上做着标记，心里却在盘算着如何将情报安全送出——总部的文件管理极为严格，每份报告都有编号，擅自带出会被发现。看
来，只能通过口头传递的方式，在与沈兰接头时，将关键信息告知她。
晚上九点，陈默接到戴笠的电话，命令他“明天上午八点召开华东情报工作会议，汇总日特和红军的最新动向，准备好详细报告”。
他挂断电话，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起身走到窗边。窗外的月光洒在地图上，照亮了“上海”“皖南”等字样，也照亮了他前行的方向。
他知道，新的任务已经开始，挑战也随之而来。
睡前，陈默打开加密笔记本，写下：“1936年12月28日，调回南京复兴社总部，担任新成立的情报分析处常务副处长。与老吴紧急商议后续联络方式，约定以新华书店为秘密接头点，每周三下午三点接头，暗号‘《论持久战》到货了吗？’‘只有《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要吗？’。后续需重点收集华东日特及红军动向情报，通过新联络点传递。总部监视严密，需更加谨慎，确保情报安全。”
写完，他合上笔记本，躺在床上，脑海里反复推演着明天会议的内容和情报传递的细节。
窗外的月光透过玻璃洒进来，照在桌上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上。
陈默知道，这本书不仅是接头的暗号，更是他和沈兰、和组织坚守信仰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