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9日的南京城，晨雾还没散尽，陈默刚走进情报处大门，就被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撞得差点一个趔趄。
抬头望去，只见戴笠的贴身警卫抱着一叠报纸，脸色煞白地往局长办公室跑，报纸头版的黑体字刺得人眼睛发疼——“日军突袭沈阳，北大营沦陷”。
他心里猛地一沉，快步走到传达室，抓起桌上的《中央日报》。版标题占了大半版面，“九一八夜，日军炮轰北大营，东北告急！”
几个字像烧红的烙铁，烫得他指尖发颤
报纸里夹着的号外还带着油墨味，上面印着日军占领沈阳城的照片，街道上飘着太阳旗，百姓扶老携幼地逃亡，背景里是被炸毁的房屋残骸。
“陈处长，您看了吗？小鬼子真敢动手！”传达室的老向搓着手，语气又急又怒，“昨晚收音机里还说东北军在和日军谈判，怎么一夜之间就……”
陈默没接话，指尖捏着报纸边缘，指节泛白。
他想起三个月前截获的日军密电，上面只模糊写着“九月下旬，东北有行动”，当时戴笠说“日军惯于虚张声势”，把密电压在了最底层，没往上报——现在想来，那根本不是虚张声势，是蓄谋已久的侵略！
他转身往自己办公室走，走廊里乱成一团。
科员们围着报纸议论纷纷，有人拍着桌子骂“小鬼子欺人太甚”，有人压低声音说“南京政府怕是要妥协”，还有人忧心忡忡地问“会不会调咱们去东北打仗”。
陈默穿过人群，刚走到办公室门口，就被张副官拦住了。
“陈处长，局座让你立刻过去。”于副官脸色凝重，手里攥着一份电报，“东北那边传来急电，张学良将军请示南京，要不要派兵反击，局座正等着你的分析。”
陈默跟着于副官走进局长办公室，戴笠正背对着他们站在窗前，手里夹着烟，烟灰掉在地毯上都没察觉。
办公桌上摊着几份电报，最上面那份是张学良发来的，字迹潦草，能看出发报人有多急切。
“你来了。”戴笠转过身，眼底布满红血丝，语气却异常平静：
“陈默看看这些电报，说说你的想法——南京现在有两种声音，一种说要北上抗日，毕竟东北是咱们的国土，不能就这么丢了；另一种说要先剿共，苏区的红军才是心腹大患，要是调主力去东北，红军肯定会趁机扩大根据地。你觉得，该选哪条路？”
陈默拿起电报，快速扫了几眼。
张学良的电报里说“日军兵力约两万，东北军可调动兵力十万，但若无南京支持，恐难持久”；南京国防部的电报则说“剿共部队已集结完毕，若暂停行动，前期准备全白费”。
他放下电报，指尖在桌沿轻轻敲击——这哪里是选路，是蒋介石在“攘外”和“安内”之间做权衡，而戴笠要的，是符合蒋介石心意的分析。
“老师，依学生看，北上抗日固然重要，但苏区的威胁不能忽视。”
陈默放缓语气，故意顺着戴笠的心思说，“日军虽然占了沈阳，但短期内未必会继续南下，毕竟他们的兵力有限，还要稳住东北的局势。可红军不一样，这两年他们发展太快，从井冈山到赣南闽西，十多块根据地连成片，兵力快8万了，要是咱们调主力北上，他们肯定会趁机打过来，到时候腹背受敌，更麻烦。”
他一边说，一边观察戴笠的表情。
果然，戴笠的眉头舒展了些，把烟摁灭在烟灰缸里：“你说得对，红军才是心腹大患。不过……”
他顿了顿，语气里多了几分犹豫，“抗日是民心所向，要是南京不表态，老百姓会骂咱们卖国。蒋介石先生那边，也在为难。”
陈默心里冷笑，嘴上却继续说：“局座，其实不用这么为难。咱们可以先派少量兵力去东北，做做样子，安抚民心，主力继续留在南方剿共。等把红军剿灭了，再集中兵力北上，到时候既能收复东北，又能稳固政权，岂不是两全其美？”
这话正好说到戴笠心坎里。
他点点头，拿起笔在电报上签了字，递给于副官：“按这个意思，给军政部回电。另外，让情报组所有人都动起来，一方面盯着东北日军的动向，另一方面密切关注红军的部署，尤其是赣南闽西那边，我怀疑他们会趁乱搞事。”
于副官接过电报走了出去，办公室里只剩下陈默和戴笠。
戴笠盯着他看了半天，突然说：“你昨晚没回家吧？我听值班的人说，你在办公室整理剿共情报到后半夜。”
陈默心里一紧，连忙说：“是啊，想着剿共的事急，就没回去。没想到……没想到东北那边出了这么大的事。”
他故意露出懊恼的表情，“早知道日军会动手，当初就该把那份密电再往上递递。”
“不关你的事，是我大意了。”
戴笠摆了摆手，语气缓和了些，“不过现在也不晚，你从今天起，重点盯两项情报：一是日军在东北的后续行动，二是红军有没有趁乱扩张的迹象。有任何异常，立刻向我汇报。”
“是！”陈默躬身应下，转身走出办公室。
关上门的瞬间，他脸上的表情瞬间变了——戴笠的态度很明确，蒋介石还是要坚持“剿共”优先，所谓的“北上抗日”，不过是做给老百姓看的幌子。而他的机会，就在这里。
回到自己办公室，陈默锁上门，从暗格里拿出那份被压了三个月的日军密电，还有这半年来整理的红军根据地资料。
他把密电摊在桌上，上面的“九月下旬，东北有行动”几个字，此刻显得格外刺眼。
如果当时这份密电能送到苏区，或许东北的局势能不一样？可他身不由己，只能在敌人的心脏里，小心翼翼地传递着希望。
他拿起红军根据地的资料，里面记录着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的经过，还有井冈山、赣南闽西根据地的兵力部署。
从1927年到1930年，红军从几百人发展到8万多人，多次击败国民党军的“进剿”和“会剿”。他们靠的不是武器装备，是民心，是“打土豪、分田地”的信念——而这，正是蒋介石最害怕的。
“现在日军侵华，全国民心都在抗日，蒋介石还要坚持剿共，这就是最大的矛盾。”
陈默用笔在纸上写着，“苏区肯定会利用这个机会，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争取更多百姓的支持。而我要做的，就是把国民党军的剿共部署，还有日军的动向，都传递给苏区，让他们既能应对围剿，又能把握抗日的主动权。”
他突然想起昨天去玄武湖接头时，联络员说的话：“组织让你注意收集日军和国民党军的双重情报，现在民族危亡，红军不仅要反围剿，还要准备抗日。”
当时他还不太明白，现在终于懂了——苏区的眼光，比南京政府长远得多，他们看到的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存亡，而不是一党一派的利益。
陈默把密电和红军资料放进暗格，又拿起桌上的《中央日报》，仔细看着上面的新闻。除了东北的消息，还有一篇报道说“南京政府拟派何应钦前往江西，督战第二次剿共”。
他心里一动，何应钦是蒋介石的亲信，他去江西，说明第二次剿共很快就要开始了，而且规模会比第一次更大。
“必须尽快把这个消息传递给苏区。”
陈默拿起笔，开始整理国民党军的剿共部署。他把部队编制、指挥官姓名、武器装备一一列出来，重点标注了“何应钦督战”这个关键信息。
然后，他翻开那本《唐诗三百首》，准备把情报转化为加密代码——虽然组织说要更新密码，但新的加密方式还没传来，只能先用旧的。
刚写了几个代码，门外传来敲门声。“陈处长，局座让你去参加紧急会议，讨论东北和剿共的事。”是小李的声音。
陈默把代码纸折起来，塞进钢笔杆里，然后拿起那份伪造的“剿共情报分析”，打开门走了出去。
走廊里的议论声已经小了很多，科员们都拿着文件，匆匆往会议室走。陈默跟着人群，心里却在盘算着：会议上肯定会确定第二次剿共的时间和部署，他必须把这些信息记下来，尽快传递给苏区。
会议室里烟雾缭绕，十几个穿着军装的官员坐在桌前，争论得面红耳赤。
有人拍着桌子说“要先抗日，再剿共”，有人反驳“红军不除，国无宁日”，还有人说“要和日军谈判，争取时间”。
陈默找了个角落坐下，拿出笔记本，假装记录，实则在观察每个人的表情——这些争论，恰恰暴露了南京政府的分裂和软弱。
戴笠最后发言，他清了清嗓子，语气不容置疑：“委员长已经决定，剿共不能停，抗日也要表态。具体安排是：派三个师北上，进驻山海关，名义上是抗日，实则是防备日军南下；主力部队继续留在江西，由何应钦将军督战，下个月月初，发起第二次剿共。”
这话一出，会议室里立刻安静下来。
陈默在笔记本上写下“十月初，第二次剿共，何应钦督战”，笔尖用力，把纸都戳破了。他知道，接下来的一个月，会是最关键的时刻——他要在国民党军发起围剿前，把所有情报传递给苏区，还要应对戴笠越来越严的监控。
会议结束后，陈默走出会议室，外面的阳光已经很亮了。
他抬头望去，南京城的天空灰蒙蒙的，就像此刻的局势——日军侵华，内战不休，百姓在苦难中挣扎。但他的心里，却燃起了一丝希望。
他想起苏区的同志们，想起那些为了信仰而战斗的红军战士，想起联络员说的“只要我们团结一心，就没有打不赢的仗”。
他握紧口袋里的钢笔，里面藏着刚写好的加密情报。
他知道，这条路很难走，随时可能暴露，随时可能牺牲，但他别无选择。因为他不仅是国民党情报处的组长，更是一名共产党员，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
他要做的，就是在黑暗中传递光明，在绝望中点燃希望，哪怕粉身碎骨，也要为苏区、为抗日，争取一线生机。
回到办公室，陈默把会议记录整理好，然后拿出那份加密情报，仔细核对了一遍。
他坐在桌前，开始起草给戴笠的“剿共情报分析报告”，报告里，他故意夸大了红军的“威胁”，却弱化了国民党军的部署漏洞——这既是为了麻痹戴笠，也是为了给苏区争取更多的准备时间。
他知道，接下来的日子，会更加凶险，但他已做好准备，哪怕前面是刀山火海，他也会一往无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