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民国十六年）2月，南京仍是料峭春寒。前夜的冷雨在青石缝凝成薄冰，晨光一照，像无数碎裂的镜子，映出秘密情报组灰白的侧墙。
陈默撑着一把黑伞，伞沿压得很低，只能看见自己上尉肩章在雨雾里泛出的冷光。他在组织科门前收伞，水珠顺着呢大衣滚落，像一串细小的密码，落地即碎。
门内，曾科长背对窗，指尖的烟已烧到过滤嘴；李科长把玩着腰间枪套，金属扣环偶尔相撞，发出轻而硬的声。
二人中间，一只牛皮火漆信封静静躺着，封口的红漆像一粒凝固的血。
陈上尉，坐。曾科长把烟按进瓷缸，上海局势骤变，租界工潮汹涌，总部决定派你去。
火漆被挑开，信纸上的墨迹劲瘦如刀：
着陈默以上尉身份，化名陈景明，任职英商怡和洋行华人经理，潜伏沪上，渗透帮会，刺探共党工运情报，伺机破坏其组织。
每一个字，都像给陈默量身定做的枷锁；亦是组织交给他的另一把钥匙——枷锁要锁的是国民党伸向工人运动的毒手；钥匙则要开启上海地下党更隐蔽的防线。
曾科长推来一只棕色皮夹：怡和洋行聘书、法租界居住证、汇丰银行支票簿，一应俱全。
李科长则递上封给青帮冯老七的荐书，嗓音低沉：帮会认钱不认人，别栽进去。
最后递到的，是一本巴掌大的商品价目表，封面黑底白字，内页却是密密密码——总部联络本。
陈默指尖掠过那些符号，心里已把它们转译成另一套文字：先给国民党发报，再给共产党递信。
分析科那边，老张暂代。曾科长吐着烟圈，你的军衔保留，必要时可调上海特务科行动组。
陈默起立敬礼，背脊挺得笔直，像一支随时待发的箭。
离开总部，他拐进三条巷之外的修鞋摊。摊主正低头钉掌，锥子起落，节奏分明。
师傅，这鞋跟松了。陈默把左脚皮鞋放上木箱。
修鞋匠——老交通——手指在鞋跟一捏，暗藏的微型胶卷已滑进袖口。
胶卷里，是国民党密令的翻拍照；作为回执，和叔递来一枚铜扣，指甲大小，刻着字。
三天后来取鞋。
和叔声音沙哑，像在砂纸上磨过，路上小心，上海风大。
风大，浪急，浪里藏着刀。
陈默把铜扣收进表袋，与怀表贴在一起，金属与金属相碰，发出轻而冷的。
次日拂晓，他提一只皮箱登上京沪列车。
箱里寥寥几件衣物，底层却压着密码本、联络铜扣、一支钢笔相机，以及苏晴临别塞给他的纸条——保重，等着你。四字，被她用淡蓝墨水写得秀气，却像四块烧红的炭，烙在他胸口。
车窗外的南京城墙渐渐远去，雨丝斜斜，像无数银针，试图缝住旧日痕迹。
陈默阖目，却在黑暗里勾勒上海地图：英租界、法租界、华界，帮会堂口，纱厂、码头、工人居住区......每一条街道，都可能成为未来的战场。
傍晚，列车驶入上海北站。
霓虹、电车、黄包车、报童、巡捕、穿旗袍的女人、拄文明棍的绅士，像被一只无形的手同时拉开闸，喧嚣扑面而来。
陈默雇车直奔怡和洋行。
洋行大楼位于外滩，花岗石立面被夕阳镀成金色，门前铜狮张牙舞爪。
前台小姐翻看身份证明，立刻堆笑：陈经理，您可算到了！办公室在二楼，靠窗能看到黄浦江。
经理室宽敞，柚木办公桌厚重，电话机漆黑发亮。
陈默推开窗，江风裹着煤烟与海水咸腥涌进来，远处轮船汽笛长鸣，像谁在黑暗里吹响号角。
他把铜扣放在桌角，阳光穿过，投下一个小小的字阴影。
他知道，用不了多久，组织的交通员就会凭这枚铜扣来敲门；而国民党秘密情报组的眼线，也正循着陈景明这个名字，悄悄向他靠近。
第三日，法租界一处老宅，青帮大佬冯老七正倚在榻上吸鸦片。
陈默递上李科长的荐书，又奉上一只沉甸甸的锦盒——盒里并非黄金，而是一把德国造驳壳枪，枪托底部刻着赠七爷，沪上携手字样。
冯老七吐着烟圈，目光如钩：陈先生想在上海滩走哪条路？
走一条有光的路。
陈默微笑，洋行需要码头，工人需要饭碗，七爷需要安稳。我出钱，你出人，大家发财。
老七哈哈大笑，拍板定案。就这样，陈默在帮会里有了第一条线。
第五日，黄昏。
沪西纱厂区，一条狭窄的弄堂尽头，工人夜校刚下课。
煤油灯把简陋的教室映得昏黄，黑板上还留着剩余价值四个粉笔字。
陈默推门而入，手里提着两袋洋面粉：给老师们的，也是给工友们的。
讲台上的青年姓许，戴着圆框眼镜，目光警惕。
陈默从怀里摸出那枚铜扣，轻轻放在讲台：和叔说，夜校需要。
许老师眼神一亮，压低声音：先生怎么称呼？
陈景明，洋行混口饭。他顿了顿，看向台下那些疲惫却明亮的眼睛，也想给工友添点，让黑夜不那么长。
就这样，第二条线——上海地下党工人支部，向他敞开大门。
夜幕降临，外滩钟声回荡。陈默站在洋行窗前，俯瞰灯火万点。
他想起戴笠的叮嘱，想起曾科长烟雾背后的眼睛，也想起和叔、许老师、苏晴、老吴、赵山......每一张面孔，都是一盏灯，一盏在夜海里忽明忽暗的灯。
而他，必须在这灯与灯之间，架起一座看不见的桥，让工人运动的怒潮，绕过国民党的堤坝，汇入更辽阔的海。
黄浦江的汽笛再次响起，像一声遥远的号角，又像一句低低的耳语：陈景明，上海到了，戏，开场了。
灯火映在玻璃上，勾勒出他挺拔的侧影——上尉军衔被便装遮盖，却遮不住那双沉静而锋利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