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康定元年的冬天，陕西凤翔的官道上积着薄雪，一个穿着粗布长衫的年轻人，背着一捆书，踩着雪水往县城赶。他叫张载，刚满21岁，脸冻得通红，手里却攥着一卷皱巴巴的文稿，像是攥着什么稀世珍宝。
路边的茶摊上，几个老兵正缩着脖子喝酒，嘴里骂骂咧咧：“西夏人又抢了边境的村子，朝廷倒好，每年送那么多银子布帛，美其名曰‘岁币’，这不就是认怂吗？”张载停下脚步，耳朵竖得笔直——他从小跟着在四川做官的父亲长大，父亲去世后，他带着家人迁回陕西老家，这些年，边境的烽火、百姓的哭声，他听了太多太多。
那天晚上，张载在油灯下熬了三个通宵，把自己这些年对边军治理的想法，写成了一篇《边议九条》。他觉得，只要朝廷照着这个法子练军、屯粮、修堡垒，定能把西夏人打回去，再也不用受那“送钱买平安”的窝囊气。开春后，他揣着文稿，一路打听着找到延州知府范仲淹的府衙，心里像揣了只兔子——这是他第一次给朝廷高官上书，满脑子都是“少年心事当拏云”的热血。
范仲淹见他年轻，倒也客气，接过文稿就坐下来读。张载站在一旁，紧张得手心冒汗，等着知府大人拍案叫好，说不定还能被招入军中，真刀真枪地保家卫国。可范仲淹看完，只是轻轻合上文稿，抬头看着他，眼神里有欣赏，也有几分无奈：“年轻人，你的想法有血气，但太急了。边事复杂，不是几篇文章就能解决的。你啊，还是先回去读书，把经义学透了，将来考个进士，一样能为国家做事。”
张载愣住了，像被人泼了一盆冷水。他原以为自己的建议能石破天惊，没想到连被讨论的资格都没有。走出府衙时，春风吹在脸上，却冷得他直打哆嗦。有人劝他：“别较真了，范大人是好意，你一个穷书生，还想改变朝廷的主意？”可张载偏不，他把《边议九条》折好，塞进书箱最底层，心里暗下决心：读书就读书，等我考中进士，有了说话的资格，再把这些想法说给朝廷听。
这一读，就是十七年。
北宋嘉佑二年，汴京的贡院外挤满了考生，比往年热闹了不止一倍——谁都知道，这一年的科举，主考官是欧阳修，而考生里，有苏轼、苏辙兄弟，有程颢、程颐兄弟，还有曾巩，全是后来名动天下的人物，被后人戏称“千年龙虎榜”。38岁的张载混在考生里，不算年轻，也不算起眼，手里的考篮磨得发亮，里面的笔墨，还是他当年写《边议九条》时用的那一套。
考场里的日子不好过，白天要对着密密麻麻的经义考题绞尽脑汁，晚上就睡在狭窄的号房里，老鼠在梁上跑，蚊子在耳边叫。张载却一点都不觉得苦，他想起范仲淹的话，想起边境百姓的苦，手里的笔就格外有力。放榜那天，他挤在人群里，从头往后找自己的名字，找了三遍，才在中间的位置看到“张载”两个字——他终于考中进士了。
中了进士，按规矩能授官，张载被派到陕西云岩做县令。有人说他运气不好，放着京城的闲职不去，偏要去那穷山恶水的地方。可张载却乐在其中，他到任第一天，就去逛了县城的集市，看到老百姓围着官府贴的告示发愁，一问才知道，大多人不识字，根本不知道告示里说的是啥。
第二天晌午，张载让人把县衙门口的老槐树收拾干净，找了个会说书的老秀才，搬了张桌子坐在树下，手里拿着告示，一句一句地读，读完一句就用土话解释一句：“这第一条说的是种麦子的补贴，咱山里人种够三亩，到秋收后，就能去县衙领两斗种子，来年接着种。”“这第二条是说，要是家里有老人病了，没钱抓药，能去里正那儿登记，县衙给贴补点药钱。”
老百姓听得津津有味，有人问：“张大人，这告示上说的是真的？不会是哄我们的吧？”张载蹲下来，跟老百姓平视着说：“我是咱陕西人，知道山里人的难处。官府的规矩，就是给老百姓办事的，要是有人敢糊弄你们，尽管来找我。”
在云岩当县令的三年，张载没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却把老百姓的小事办得明明白白：山里的路不好走，他就组织村民修了三条石板路；村里的孩子没地方读书，他就把废弃的土地庙改成学堂，自己还常去给孩子们讲课；遇到旱灾，他带着衙役去山里找水，跟老百姓一起挖井，晒得比农民还黑。离任那天，云岩的老百姓提着鸡蛋、小米，从县城一直送到十里外，有人拉着他的手说：“张大人，您要是能一直在这儿就好了。”
后来，张载又被调到渭州做军事判官，管的是边境的军务。他到任后，没急着下命令，而是花了一个月，把渭州的军营、堡垒都走了个遍，跟士兵一起吃饭、一起训练。他发现，边军的粮草常常被克扣，士兵们吃不饱饭，自然没力气打仗。于是，他亲自管起了粮草的发放，每天盯着粮仓的账本，谁敢多拿一粒米，他就敢把人绑起来送官府。
有一次，一个将领想托关系多领些粮草，塞给张载一袋银子，被他当场扔了出去：“士兵们在前线拼命，你却想着中饱私囊，良心过得去吗？”没过多久，渭州的边军就变了样，士兵们吃得饱、穿得暖，训练起来格外卖力，西夏人好几次想来骚扰，都被打了回去。渭州的经略使笑着说：“子厚（张载字），没想到你不仅会读书，还会带兵啊！”
张载原以为，凭着自己的本事，总能在官场上做出点样子，可他没料到，官场的水，比他想象的要深得多。
宋神宗熙宁二年，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政，朝廷里分成了两派，一派支持新政，一派反对新政，吵得不可开交。这时候，张载被调到京城，做了崇文院校书，负责校勘典籍。他刚到京城没几天，王安石就主动找上门来了。
那天，王安石穿着绯色的官服，坐在崇文院的竹椅上，手里转着一枚玉扳指，开门见山地说：“子厚，新政要推青苗法，你是陕西来的，熟悉民间的情况，帮我一把怎么样？有你的帮忙，青苗法在陕西肯定能推得顺顺当当。”
张载端着茶杯，指尖有点发紧。他不是不知道青苗法——官府把粮食借给农民，等秋收后再还，收点利息，本意是帮农民度过荒年，可他在渭州时，就听老百姓说过，有些地方官为了政绩，逼着农民借粮，利息越收越高，最后农民反而更苦了。他放下茶杯，看着王安石说：“介甫（王安石字），青苗法的好处我知道，但坏处我也听说了。我在渭州时，见过因为还不上青苗钱，把家里的耕牛都卖了的农民。这事我没摸透底细，不敢随便点头，要是我现在答应你，将来出了问题，不是坑了你，也坑了老百姓吗？”
王安石脸上的笑容淡了些，没再多说，起身就走了。张载知道，自己这是得罪了这位正得势的宰相，但他不后悔——他做官，是为了给老百姓办事，不是为了攀附权贵。
可麻烦很快就来了。没过多久，张载被派去外地查一桩贪污案，等他办完案子回京，却听说自己的弟弟张戬因为批评青苗法，得罪了王安石，被罢了官，全家都被卷进了新政的漩涡里。有人劝他：“子厚，你就低个头，跟王宰相认个错，说不定还能保住官职。”张载却摇了摇头：“我没错，为什么要认错？要是为了做官，丢了良心，那这官做得还有什么意思？”
没过多久，张载就递了辞呈，带着家人回了陕西横渠老家。临走那天，崇文院的同事来送他，有人叹着气说：“子厚，你这是何苦呢？跟王宰相服个软，以后有的是机会。”张载背着书箱，笑着说：“我回横渠，不是认输，是想把这些年读的书、见的事，好好理一理。说不定，将来能写出点有用的东西。”
横渠的小院不大，院墙是用黄土夯的，门口种着两株槐树，院里有一口老井，井边放着一张石桌。张载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先是在院子里练半个时辰的剑——年轻时想当兵打仗，剑没丢，后来成了读书人，剑就成了醒神的物件。练完剑，他就钻进书房，书桌上堆着《论语》《孟子》《周易》，还有他这些年在各地做官时写的笔记，旁边放着一碗小米粥，凉了就兑点热水喝，有时候看书入了迷，一天就吃这么一碗粥。
村里的人一开始不理解，都说：“张大人放着京城的官不做，回来当穷书生，是不是傻啊？”还有人说：“清高能当饭吃吗？躲在屋里看书，能帮老百姓解决吃饭的问题吗？”张载听到了，也不生气，只是偶尔会在傍晚的时候，搬个小板凳坐在门口，跟路过的村民聊天，聊庄稼的收成，聊村里的琐事，聊着聊着，就把自己从书里看到的道理，用土话讲给大家听。
“咱老百姓种地，得先把地翻松了，才能种庄稼。做人也一样，得先把心里的‘杂草’除了，才能学好本事。”“邻里之间吵架，就像地里长了草，不能用锄头硬挖，得慢慢拔，不然会伤了庄稼。”村民们听得入了迷，后来每天傍晚，都有人搬着小板凳来听他聊天，有时候人多了，石桌上都坐满了人。
渐渐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慕名而来，想跟着张载读书。张载也不推辞，把书房收拾出来，让年轻人住下，白天教他们读经义，晚上跟他们聊天下事。横渠的小院里，每天都能听到读书声，有时候是《论语》，有时候是《周易》，还有时候是张载自己写的文章。
张载的日子过得清贫，却格外充实。他把自己对天地、对人生、对社会的思考，一点点写进书稿里，有时候为了一个观点，能跟学生争论一整天，直到双方都心服口服。他常对学生说：“做学问，不能只盯着书本，得看看老百姓的日子，看看这天下的样子。不然，读再多的书，也是死读书。”
就这样过了十多年，张载的头发白了，背也有点驼了，但他写的书稿，却堆得比书桌还高。
1077年的春天，一封来自京城的召令，打破了横渠小院的平静。朝廷里有人上书，说张载的学问继承了古圣先贤，让他赶紧入京，参与议订丧祭礼仪。那时候，张载已经五十四岁了，咳嗽了一冬天，脸都瘦脱了形，走路都得拄着拐杖。
学生们劝他：“先生，您身体不好，从横渠到京城，要走一个月的路，万一出事怎么办？不如辞了这差事，留在家里安心写书。”张载却摇了摇头，拿起墙角的旧行囊，开始收拾东西：“丧祭礼仪，关系到老百姓的规矩，也关系到朝廷的体面。现在朝廷里吵得不可开交，我得去说说我的想法。要是因为身体不好就不去，那我这一辈子，岂不是白读了那些书？”
出发那天，学生们送了他十里地，有人偷偷抹眼泪：“先生，您一定要保重身体，我们等着您回来。”张载拍了拍学生的肩膀，笑着说：“放心吧，我还得回来给你们讲《正蒙》呢。”
一路颠簸，张载好不容易到了京城，刚住下，就被召进皇宫，皇帝让他做太常寺丞，主管礼仪。可没等他喘口气，麻烦就来了——朝廷里有人建议，要革新丧祭礼仪，把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改一改，说这样才能跟上新政的步伐。
张载一听就急了，他找到那些建议革新的礼官，跟他们争论：“丧祭礼仪，不是随便改的。就说给父母守孝三年，这是为了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要是改成一年，那还有什么孝心可言？老祖宗的规矩，不是不能改，但得看看是不是符合老百姓的心意，是不是符合天地的道理。要是为了革新而革新，丢了根本，那就是舍本逐末。”
那些礼官都是支持新政的，见张载这么固执，也没好气：“张大人，都什么年代了，还抱着老规矩不放？新政就是要破旧立新，礼仪也得跟着变。”双方吵了一个多月，谁也说服不了谁。张载本来身体就不好，这一吵，更是气得咳嗽不止，有时候咳得连话都说不出来。
他知道，自己在京城待不下去了。不是因为吵不过那些礼官，而是因为他明白，朝廷里的分歧，早已不是礼仪本身的问题，而是新政与旧制的较量。他不想卷入这场无休止的争斗，更不想因为自己的固执，连累身边的人。
没过多久，张载再次递了辞呈，这次，他没有丝毫留恋，收拾好行囊，就踏上了回乡的路。离开京城那天，天阴沉沉的，像是要下雨，没有一个同事来送他——他知道，自己这一去，恐怕再也不会回来了。
走到临潼的一家小旅馆时，张载实在撑不住了。他咳嗽得连腰都直不起来，胸口像被一块大石头压着，喘不过气。店主给他端来一碗热汤，他喝了两口，就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等他的学生们从横渠赶过来，只看到他躺在床上，手里还攥着一本没写完的《正蒙》，书页上沾着咳出来的血，已经凉透了。
张载死的时候，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只有几个赶过来的学生。学生们凑钱，给他买了一口薄棺，准备把他送回横渠安葬。没想到，消息传出去后，从京城到横渠，一路上都有他的学生赶来，有当年在云岩跟着他读书的孩子，有在渭州听他讲过兵法的士兵，还有在京城跟他争论过礼仪的年轻官员。几百个学生，自发地组成送葬的队伍，抬着他的棺木，一步一步地往横渠走，走了整整半个月。
横渠的老百姓听说张载回来了，都自发地站在路边，手里拿着香烛，默默地为他送行。有人说：“张大人这一辈子，没享过什么福，却给我们留下了这么多道理。”有人说：“他虽然没当过大官，可在我们心里，他比那些高官还值得尊敬。”
后来，张载的学生们把他的书稿整理成书，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那四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话，被后人称为“横渠四句”，成了无数读书人的座右铭。
有人说张载傻，放着高官厚禄不享，非要跟现实较劲，最后落得个清贫病逝的下场；有人说他迂，抱着老规矩不放，不懂变通，要是他能顺着王安石，说不定能做更大的官，办更多的事。可只有真正懂他的人知道，他不是傻，也不是迂，他只是不想丢了心里的那点“光”——那点为老百姓做事的初心，那点对学问的执着，那点对天地人生的敬畏。
今天我们聊张载，不是聊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而是聊一个在乱世里，把理想熬成学问的普通人。他38岁才中进士，不算“考运好”；他拒绝王安石的拉拢，不算“会来事”；他归隐横渠，不算“有出息”。可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书生，却用自己的一生，告诉我们：理想不是用来“实现”的，而是用来“坚持”的；学问不是用来“炫耀”的，而是用来“做事”的。
要是问，今天我们需要更多的张载，还是更多的“实用派”？我想，答案或许藏在“横渠四句”里——不是每个人都要像张载一样较劲，但每个人心里，都该有那么点“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念想。毕竟，这世间最珍贵的，从来不是随波逐流的“聪明”，而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