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开明略微停顿，选择着措辞：“……原告似乎初步完成了其作为权利人、且符合补偿条件的举证责任。
其诉讼请求，即要求政府履行支付补偿款的法定职责，在形式上符合行政诉讼的受理条件。”
周开明的话说得很委婉，但意思很清楚：
从纯法律程序角度看，宏图公司告得“有理有据”，手续看起来是“齐全”的，法院立案程序上没问题。
这无疑给在座的政府方面人员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李洪主任不动声色地点点头，目光转向市住建局这边：
“开明院长的介绍很客观。那么，住建局作为征收工作的业务主管部门，也是前期审核的主要责任单位，你们对这件事怎么看？
对方起诉的依据，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你们住建局前期认可其补偿资格的基础上的。
现在面临诉讼，你们有什么具体的应对思路和建议？”
这个问题极其尖锐，直接点明了住建局在此事中的核心责任和潜在风险。
会场瞬间安静下来。
张爱民局长的脸色变得更加不自然，他下意识地瞥了一眼身旁的李致和副局长，轻轻咳嗽了一声。
李致和副局长会意，接过话头：
“李主任，周院长，各位领导。关于水口镇农机修配厂的补偿事宜，我们局前期确实是依据对方提供的权属证明文件，进行了形式审核。
从表面证据链来看，当时我们认为符合征收补偿的政策框架。
现在对方提起了诉讼，进入了司法程序，我认为，我们政府方面应该秉持法治精神，积极应诉。
关键在于，如果我们无法在法庭上提供这样的有效反证，那么……”
他顿了顿，没有把话说完，但意思不言而喻，如果拿不出过硬的反证，政府败诉的风险很大。
他这番话，听起来四平八稳，强调“依法应诉”、“证据说话”，但潜台词却是在暗示：
如果查不出新问题，就该按原方案付款责。
王成功坐在李洪主任身边，看似低头记录，但全身的感官都处于高度警觉状态。
他清晰地捕捉到了张爱民给李致和使的那个细微的眼色。
这个细节，让他更加确信住建局领导班子内部，至少是主要领导人，对此事的态度绝非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
李致和发言后，张爱民觉得火候差不多了，他清了清嗓子，试图将讨论引向对他有利的方向：
“李主任，周院长，致和同志的分析很有道理啊。
现在事情闹到法院，性质就不一样了。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谨慎应对。
我认为，当前的核心是两点：第一，我们要尊重司法，积极准备应诉材料；
第二也是更关键的，我们要评估风险！
如果……我是说如果，经过我们内部仔细核查，最终确实无法找到足以在法庭上推翻宏图公司诉求的硬性证据。
那么，我们就要考虑败诉的政治风险、法律风险和经济风险了。”
他停顿了一下，观察着李洪和王成功的反应，见二人面无表情，便继续按照预设的思路说道：
“败诉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政府行政不作为被法院确认。
意味着我们要支付补偿款，还要承担诉讼费，更重要的是，政府的公信力会受到严重损害！
而且，城市更新项目进度必然会受到巨大影响！”
说到这里，他抛出了真实意图，语气带着一种无奈的意味：
“所以，我个人建议，在工作组加紧调查的同时，我们也要做好预案。”
是不是可以在确保程序合法的前提下，为了大局着想，我们……是否可以考虑与对方进行一定程度的协商？
或者，在法院的主持下，寻求一个折中的解决方案？毕竟，城市更新项目不能无限期拖延下去啊。”
张爱民和李致和这一唱一和，意图非常明显，就是要在调查的关键时期，利用诉讼带来的压力。
营造一种“查不出问题就只能付款了事”的舆论氛围，试图迫使调查放缓甚至转向，从而保住那1.3亿的补偿款能够顺利支付给宏图公司。
然而，临湖区副区长姚海生副区长清了清嗓子，开口道：
“李主任，各位领导，对于张局长刚才提到的项目工期和大局观，从市里整体推进的角度，我理解其重要性。”
他先礼节性地肯定了对方的出发点，但随即话锋一转，切入了核心矛盾：
“但是，作为临湖区信访工作的负责人，我必须代表区里，也必须代表水口镇农机修配厂那几百名可能权益受损的工人，提出明确的反对意见！”
他环视一周，声音提高了几分：
“如果我们现在仅仅因为怕耽误工期、怕担责任，就草率地将这1.3亿多元的补偿款支付给宏图房地产公司，
那么请问，那四百名手持原始股，自身权益被严重侵害的原农机厂工人怎么办？
他们的安置问题、他们的补偿诉求，谁来负责？谁来保障？”
姚海生越说越激动，手指轻轻敲着桌面，强调问题的严重性：
“这些工人，很多都是为厂子奉献了大半辈子的老职工，现在厂子没了，补偿款如果还没他们的份，他们能答应吗？
目前工人们情绪非常激动，已经明确表达了如果问题得不到公正解决，将组织大规模越级上访，甚至进京上访的强烈意愿！”
他目光直视张爱民，语气变得尖锐：“张局长，您说的后果如果是指工期延误。
那我认为，相比可能引发的数百工人持续集体上访、对社会稳定造成严重冲击、给市委市政府带来巨大负面影响的后果。
哪个更严重？哪个才是真正需要我们优先防范的大局？
我们不能为了推进一个项目，就忽视可能引爆的另一个更大、更直接的社会风险！这种方式，我坚决不同意！”
姚海生的发言，有理有据，掷地有声，直接将问题的焦点从“工程进度”拉回到了“群众权益”和“社会稳定”这个更敏感的政治高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