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大夫陪着牧尘找到李国强时，这位老警官刚处理完一起邻里纠纷，正端着搪瓷缸子灌凉茶。
“李叔。”牧尘从怀里掏出那封油纸包着的信，动作小心得像捧着一捧随时会漏的清水。
李国强放下茶缸，接过那油纸包。
指尖触到那泛黄脆弱的纸页时，他眉头就皱了起来——这纸的年纪，比他爷爷都老。
他展开信笺，就着派出所昏黄的灯光，眯着眼看那竖排的毛笔小楷。“砚青吾兄亲鉴……妹婉泣书……庚子年冬月……”
“找陈砚青？”李国强抬头，苦笑，“尘娃，你知道这有多难吗？光绪二十六年的人，那会儿别说身份证，连张正经照片都难找。一百多年了，人早没了，就算有后人，也散到天南海北去了。”
牧尘执拗地看着他，那双眼睛干净得像山涧的水：“可是李叔，苏婉姐姐等了一百多年了。”
“等了一百多年了……”
这七个字像七根针，直直扎进李国强耳朵里。
他端着茶缸的手顿在半空，茶水在缸子里晃了晃，洒出几滴在桌上。
李国强盯着牧尘，脑子里“嗡”地一声。
这孩子怎么知道的？
信是光绪二十六年的没错，可“等了一百多年”这话……是一个七岁孩子该说的吗？那语气，那眼神，活像是亲眼看见那个叫苏婉的姑娘在等似的。
李国强喉咙发干。他想问“你怎么知道她在等”，话到嘴边却变成了干巴巴的一句：“你……你怎么知道她在等？”
牧尘眨了眨眼，没说话，只是把那封油纸包着的信又往前递了递。
那一刻，李国强脑子里闪过无数个念头——这孩子是不是魔怔了？是不是被什么不干净的东西缠上了？是不是……
然后他想起了不久前，他把矿洞里那桩邪乎事的详细报告，连同自己的伤情记录，一起交到了县局。
不是他多事，是这事儿太大了，死了人（陈明的手下），出了“怪物”，差点把一村人都埋在地下，他一个派出所民警，扛不住。
局长亲自来了。带着市里下来的两个生面孔，穿着便衣，眼神利得像刀子，话不多。
他们把矿洞里里外外，连那条被封死的巷道都想办法撬开看了。
结果呢？
那些潮水般涌来的虫子，那个胸口嵌着发红石头的“活尸”，还有牧尘这孩子身上突然爆发的、根本不该属于一个孩子的力量。
更关键的是——后来所有的痕迹，都消失了。
虫子尸体化成灰，猴老三和向福贵的尸体不见了，连那些腐蚀的痕迹都淡得几乎看不见。
整件事像一场荒诞的梦，要不是他胳膊上那道被黑丝擦过留下的疤还在隐隐作痛，他几乎要怀疑自己是不是疯了。
最后，局长把他叫到一边，就在那棵老槐树下，递给他一根好烟。
“国强啊，”局长叹了口气，望着远处正在修建的国道，压低了声音，“报告我看了，你的为人我也清楚。这事儿……邪性，超出了咱们现有的理解范畴。”
李国强闷头抽烟，没吭声。
“市里同志的意思……也是上面的意思。”局长声音更低了，几乎只剩气音，“现在全国上下，核心就一个字：搞经济，谋发展。招商引资，开厂修路，是头等大事。咱们县好不容易有几个港商来看项目……”
局长顿了顿，用力拍了拍李国强的肩膀，力道很重：“这种‘怪力乱神’、查无实据、容易引起恐慌的事，必须到此为止，绝不能扩大影响。 你明白吗？不是不信你，是为了大局。”
李国强记得自己当时喉咙发干，想说什么，最后只挤出一句：“那……那些失踪的人，还有牧尘这孩子……”
“孩子跟着老大夫学医，是好事。其他人……”局长摇摇头，“按意外处理。档案封存。你，把嘴闭紧。 对你，对村子，对那孩子，都好。”
这世上的事，不是所有都能用常理解释的。
李国强深吸一口气，接过那封信。油纸冰凉，可他的指尖却像被烫了一下。
“行。”他听见自己的声音，沉沉的，带着一种认命般的郑重，“我试试。”
不是敷衍，是承诺。
这孩子经历的，看到的，或许……是真的。
那一百多年的等待，或许……也是真的。
这一试，就是大半个月。
李国强用了最笨的法子。
他先是翻出了所里那幅落满灰尘的行政区划老地图，趴在桌上用放大镜找“陈家庄”。
地名变迁像一层层覆盖的淤泥——“陈家庄”在民国地图上还有，到了五八年就成了“东风生产队”，八二年又改叫“陈庄”。
他拿红笔在地图上圈出三个可能的位置，决定一个一个跑。
第一站，离镇子最近的陈庄。
他骑上那辆老“永久”自行车，车筐里放着笔记本和那封油纸包着的信。
到了村里，他找到村委会，几个村干部面面相觑：“陈砚青？没听过。咱村陈姓都是后来迁来的，老户早没啦。”
第二站，他去了三十里外的东风村。
村里最老的会计翻出一本发霉的工分簿，指着几个名字：“这几个是当年从老陈家庄迁过来的老人，还活着的不多了，孙老栓可能知道点，他爷那辈是老陈家庄的坐地户。”
孙老栓八十六了，耳朵有点背，但脑子还清楚。李国强凑在他耳边大声问：“孙大爷，您听老辈人提过陈砚青这个人吗？”
“陈砚青……”孙老栓眯着眼想了很久，手指在膝盖上一下一下点着，“这名儿……我好像听我爷提过一嘴。”
“您爷？”
“我爷要是活着，得有一百三四十岁了。”孙老栓说，“他小时候在老陈家庄长大。说村里早年间有个读书种子，叫陈砚青，字写得好，文章也好，可惜……命不长。”
“怎么没的？”
“病死的。”孙老栓摇头，“说是心病。家里给说了亲，他不愿意，整天闷在屋里写东西。后来一病不起，二十岁就没了。”
“他家里还有什么人吗？”
“有个侄子，好像叫……陈继业？”孙老栓不太确定，“记不清了。说是砚青没了后，那孩子就搬走了，搬哪儿去了不知道。”
“继业”。 李国强在本子上重重记下这个名字，在旁边打了个问号——如果陈砚青1900年去世，他的侄子如果当时已经出生，现在也该一百多岁了，不可能还活着。
但这至少是个方向。
第三站，他去了县档案馆。
这次他换了个思路——不找陈砚青，找陈继业。
在民国后期的户籍迁移记录里，他翻到了一条：
“陈继业，原籍陈家庄，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迁入县城西关街十四号。职业：教书。”
迁移原因一栏写着：“投亲。”
“投亲”？ 李国强心里一动。陈继业如果是陈砚青的侄子，1936年迁到县城时应该是成年人了。他投的“亲”是谁？会不会……就是陈砚青生前在县城的某种社会关系？
顺着这条线，他在档案馆角落里找到了那本泛黄的《乡贤辑录》。在“教育人士”一章里，果然看到了那段记载：
“陈继业，字承之，陈家庄人。少孤，赖叔父砚峰教养。砚青早卒，继业感其恩，终生未娶，设私塾于西关，教童子识字。卒于一九六二年。”
下面还有一行小注：“继业生前常言：叔父遗愿未了，每念及此，泣下。”
遗愿未了。
这四个字像钉子一样钉进李国强脑子里。他想起牧尘那句话：“苏婉姐姐等了一百多年了。”
原来等的，不止苏婉一个人。
……
当他带着那封信，找到陈继业的孙子时（这里需要说明：陈继业虽终生未娶，但可能过继了兄弟的孩子，或有养子），老人的反应让李国强更加确信——这事不简单。
老人看着那八封信，手抖得厉害：“这些……这些是我太爷爷（指陈继业）珍藏了一辈子的东西。他临终前交代，一定要收好，说……说总有一天，会有人来取。”
“等人来取？”李国强问。
老人点头，眼泪“唰”地就下来了：“我太爷爷等了一辈子……我爸也等了一辈子……现在，轮到我了。”
三代人的等待。
李国强站在旁边，看着老人佝偻的背影，听着那压抑的哭声，心里那根弦绷得生疼。
这不再是一个人的执念，而是一个家族跨越世纪的、沉默的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