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被推开一道缝，一股冬日的冷风趁机钻了进来。一个男人的身影有些局促地出现在门口。他约莫五十岁上下的年纪，身材中等，却显得有些虚胖，穿着一件半旧的、看起来并不厚实的藏蓝色羽绒服，拉链只拉了一半，露出里面皱巴巴的毛衣领子。他脸上带着长途硬座火车留下的深刻疲惫，皮肤黝黑粗糙，是常年在海上劳作留下的印记。最让人注意的是他的眼神，躲躲闪闪，充满了怯懦、愧疚和一种近乎卑微的小心翼翼。他手里拎着一个看不出颜色的、鼓鼓囊囊的旅行袋，目光慌乱地扫过室内，最终，像被钉住一样，落在了穿着刺眼孝服、脸色苍白得近乎透明的苏苗苗身上。
他的嘴唇剧烈地翕动了几下，喉结滚动，似乎想喊出那个熟悉又陌生的名字——“苗苗”，却最终只是化作一声模糊的、带着哭腔的气音，一个字也没能说出来。
在他身后半步，还站着一个女人。她看起来比苏建国年轻些，约莫四十出头，穿着质地不错的深灰色羊绒大衣，围着素色围巾，面容温和干净，没有预想中的刻薄或精明算计，眼神里反而带着一种复杂的、掺杂着同情和无奈的神情。她的手里，提着一个看起来颇有些分量的、印着超市logo的购物纸袋。
苏苗苗在看清门口男人的瞬间，全身的血液仿佛都凝固了！她猛地挺直了原本佝偻的脊背，身体僵硬得像一块石头，下意识地、用几乎要捏碎骨头的力气，死死抓住了身旁何世清的手。她眼中瞬间掀起了滔天巨浪——有巨大的陌生感，有积压了多年、早已发酵变质的怨怼，有此刻被巨大悲伤淹没时看到至亲的、无法言说的委屈，还有一丝连她自己都痛恨的、源自血脉的、无法割舍的牵动！她死死咬着牙，别开了脸，不愿再看那个让她爱恨交织了十几年的男人。
“苗苗……”苏建国终于挤出了声音，干涩沙哑得像砂纸摩擦，“我……我刚下火车，接到孙姐、孙姐的电话……就、就赶紧买票过来了……”他笨拙地解释着，向前挪了两步，脚步虚浮。
他身后的女人，李娟，这时也上前一步，将手中的纸袋轻轻放在门边的椅子上，声音温和，带着清晰的歉意：“苗苗，节哀顺变。我们……来晚了，路上不好走。这是一点营养品，还有……给你和这位同学买了些牛奶和水果，天气冷，补充点体力。”她看了一眼紧紧握着苏苗苗手的何世清，目光里没有探究，只有一种善意的、试图缓解尴尬的平和。
孙婷婷擦了擦不断涌出的眼泪，站起身，语气复杂地介绍：“这是苗苗爸爸，苏建国。这位是……李娟女士。”
她刻意回避了某些称谓，带着一种谨慎的保留。 接下来的场面，尴尬而悲伤，空气中弥漫着难以言说的痛苦。苏建国笨拙地想靠近女儿，却被苏苗苗周身那层无形的、冰冷的屏障挡了回来。他红着眼圈，手足无措地站在那里。当王律师将遗嘱的副本递给他时，他的手抖得厉害，几乎拿不住那几张薄薄的纸。 随着律师平静的叙述，苏建国的脸色越来越灰败。当听到妻子将一切都留给女儿，并托付给毫无血缘关系的孙婷婷时，这个多年在外、似乎早已习惯了麻木和逃避的男人，终于崩溃了。他蹲下身，用那双布满老茧和冻疮疤痕的大手捂住脸，压抑的、像受伤野兽般的呜咽从指缝间漏出来，大颗大颗浑浊的眼泪砸在冰冷的地砖上。“来娣……来娣啊……我对不起你！我不是人！我对不起孩子啊……我混蛋啊我……” 他反复念叨着，充满了无尽的悔恨和绝望。
在这一片混乱的悲声中，一段被尘封的记忆，猛地撞进苏建国的脑海：那是好多年前，也是冬天，他第一次跟船从南方海边回来，离家好几个月。船靠岸时已是深夜，寒风刺骨。他提着给女儿买的新奇贝壳风铃，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回那个破旧的村子。远远地，就看到村口那棵老槐树下，两个依偎着的瘦小身影——是妻子苏来娣，和才三四岁、被裹成小球一样的苗苗。小苗苗一看到他，眼睛顿时亮了，像只欢快的小鸟，跌跌撞撞地扑过来，嘴里甜甜地喊着“爸爸！爸爸回来了！”，一双冰凉的小手紧紧搂住他的脖子，温热的小脸贴在他带着海腥味的、粗糙的脸颊上。那时，妻子虽然埋怨他回来晚，眼里却也是带着笑的，一家三口挤在狭窄的厨房里，吃着热乎的饭菜，那是他贫瘠人生里最温暖的念想……可如今，妻子已天人永隔，女儿看他如看陌生人。这巨大的反差，像一把钝刀，在他心口反复绞磨，痛得他几乎窒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