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受理了我的案子。我的代理律师姓李，一个看起来精明干练的年轻人。他仔细翻阅了我带来的所有证据，尤其是那些带有完整ExIF信息的原始RAw文件，点了点头。
“陈先生，从证据链的角度看，我们很充分。你是原始文件的创作者，这一点毋庸置疑。”李律师的话让我稍微安心了一些。
然而，视觉中国的答辩状很快也送到了我们手中。厚厚一叠，装帧精美。他们的主张核心在于，他们拥有这些图片的“授权链条”。他们出示了一份所谓的“授权协议”，声称这些照片是由一位名叫“扎西顿珠”的摄影师授权给他们的，授权时间甚至早于我博客发布的时间。
“扎西顿珠？”我愣住了，“我根本不认识这个人！”
“他们提供的是一份扫描件，签名很模糊。”李律师皱着眉头，“而且，他们声称这位扎西顿珠摄影师无法联系，但他们拥有其独家代理权。这是一种常见的……嗯，策略。”
“策略？”我感到一阵恶心，“用虚构的授权人来侵占真实作者的作品？”
“很难证明是虚构的，除非找到这个‘扎西顿珠’。”李律师叹了口气，“视觉中国在这方面经验非常丰富。他们的法务团队很强大，知道如何利用法律程序的复杂性来拖垮个人。很多小创作者，即使占理，也因为耗不起时间、精力和金钱，最终选择和解，赔钱了事。”
第一次开庭，气氛压抑。我坐在原告席上，能清晰地感受到对面视觉中国律师团队投来的、混合着审视与漠然的目光。他们有三个人，西装革履，面前堆着高高的卷宗。而我这边，只有我和李律师。
庭审过程更像是一场围绕着一堆枯燥文件的攻防战。对方律师口若悬河，不断强调视觉中国作为平台方，已经尽到了合理的审查义务，他们持有“扎西顿珠”的授权文件，形式合规。而我，无法证明这个世界上不存在一个叫“扎西顿珠”的摄影师，更无法证明他是否在我之前拍下了类似的场景。
“法官大人，摄影作品作为着作权法保护的对象，其独创性体现在拍摄者独特的视角、时机选择和光影运用。即使拍摄同一场景，不同摄影师也可能创作出相似但不相同的作品。我方有充分证据证明，原告发布的作品与我方代理作品高度一致，构成实质性相似。而在先授权时间明确早于原告发布时间，因此，侵权方是原告陈默。”
李律师据理力争，出示了我的原始文件、拍摄过程记录，甚至申请法庭当庭比对两张图片的元数据，证明其出自我的相机。但对方总能轻巧地绕开。
“元数据可以修改，原始文件也可以后期添加。至于拍摄过程记录，属于单方证据，证明力有限。我方坚持认为，权属争议的核心在于授权链条的完整性。”
我坐在那里，感觉自己像一个被剥离了灵魂的物件，在被讨论着归属。我的经历，我的情感，我在寒夜中的坚守，在这些法律术语面前，变得一文不值。他们偷走的不仅仅是图片，是我那三个夜晚的生命，是我按下快门时的心跳。而现在，他们要用一套精心编织的、基于谎言的逻辑，来将这偷窃行为合法化。
休庭期间，我在法院走廊里抽烟，手指依然冰凉。对面一个年轻的法务助理走过来，似乎想缓和一下气氛，低声说：“陈老师，其实我们也很无奈，平台太大，图片来源太多，难免有疏漏。有时候，可能就是搞混了……”
我看着他那张尚且稚嫩的脸，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疏漏？搞混？然后用八万块和一场官司来让我承担这个“疏漏”的代价？
回到家里，我打开电脑，发现我的博客因为“涉嫌侵权内容”被平台暂时屏蔽了。《银河下的村庄》系列无法显示。一种巨大的无力感将我吞噬。舆论似乎也开始出现一些微妙的声音。在一些相关的论坛和社交媒体上，开始有人匿名发帖，暗示我可能是“碰瓷”大公司，想借机出名，或者我的照片本身“来历不明”。
这个世界怎么了？为什么黑白可以如此轻易地颠倒？我感到自己不是在和一个公司打官司，而是在和一个系统，一个由资本、法律漏洞和人性之恶编织成的巨大迷宫搏斗。我每向前一步，都可能有新的陷阱出现。
李律师告诉我，接下来可能需要进行笔迹鉴定、电子数据生成时间鉴定，过程会很长，费用也会很高。视觉中国显然准备把这场官司拖下去。
“他们赌的就是你耗不起。”李律师直言不讳。
我看着账户里日益减少的存款，感受着精神上日益加剧的疲惫。那璀璨的银河，在梦里都变成了束缚我的、冰冷的锁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