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击的浪潮并未因石磐的沉默而停歇，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弹劾的奏章从影射升级为几乎公开的点名，市井流言也愈发不堪入耳。然而，处于风暴中心的石磐，在经过初期的慌乱与愤怒后，反而呈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冷静。他不再被动地等待厄运降临，而是开始更积极地通过周文渊等有限渠道，小心翼翼地收集信息，分析各方势力的真实意图和薄弱环节。他敏锐地发现，攻击他的言论虽然凶猛，但其来源并非铁板一块：有些是源于对欧阳修政治遗产的忌惮与清算需要；有些则可能是针对曹如意的势力，自己只是被用来试探或挑衅的棋子；甚至可能还有来自“清流”内部的某种误伤或牺牲品。这种复杂性，固然增加了险恶程度，但也意味着其中存在着可供利用的矛盾与缝隙。石磐决定，不再正面回应任何关于“清流”身份或“结交内侍”的指控——因为这些辩解在当前的舆论环境下苍白无力且容易越描越黑——而是采取一种更为曲折的策略：以退为进，借力打力，将自身的“问题”转化为某种“契机”，甚至利用攻击者的力量来反制攻击者。
机会很快悄然出现。周文渊探得，那位最初上书猛烈抨击“欧阳修结党”的御史，与另一位权势正炽、但与曹如意存在微妙竞争关系的宫内大珰过从甚密，而这位大珰，恰与曹如意在诸如采办、监军等事务上素有龃龉。石磐意识到，这或许是一个可以借用的力点。他并未直接去找曹如意求助——那只会坐实“结交内侍”的罪名，且可能让曹如意难做或索取过高代价——而是做了一件看似不可思议的事：他提笔写下了一封措辞极其谦卑、甚至有些自污的《陈情谢罪疏》。在奏疏中，他绝口不提自己被攻击的各项“罪状”，反而首先深切哀悼恩师欧阳修，感谢其培育之恩，随即笔锋一转，深刻“检讨”自己“年少学浅，德薄能鲜”，此次冒然赴京奔丧，虽出于师徒人伦，但“行事孟浪，不谙规矩”，以致“物议沸腾，有损师门清誉”，更“惊扰内外，上烦圣虑”。他声称，自己“无地自容”，恳请朝廷“革去举人功名，放归田里，闭门思过”，以示惩戒，亦可使朝野清净。这封奏疏，通篇没有一句辩解，全是自责与请罪，姿态放得极低，低到了尘埃里。
这封《陈情谢罪疏》通过通政司递上后，果然在有限的范围内引起了意想不到的效果。首先，那些攻击石磐的言论，如同重拳打在了棉花上，瞬间失去了着力点——当事人已然认错请罪，自请最严厉的惩罚，你还能如何继续攻击？难道非要赶尽杀绝，落得一个不能容人的恶名？其次，石磐这种看似“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甚至“自请处分”的姿态，反而激起了一部分中立官员乃至某些看重士大夫体面的官员的同情。他们认为，石磐奔丧乃人伦常情，即便有些行为欠妥，也罪不至此，如此群起而攻之，有失朝廷厚待士人之道。更重要的是，石磐此举，巧妙地触动了朝堂政治中那根敏感的神经——平衡。皇帝（或代表皇权的司礼监）通常并不愿看到任何一方势力过度膨胀。石磐的自贬请罪，在某种程度上，恰好迎合了上位者维持平衡的需要，为一个“无足轻重”的举人平息争议，总比让党争之火越烧越旺，乃至波及更广来得划算。而石磐在奏疏中刻意强调的“惊扰内外”，更是将曹如意可能被牵连的隐患，轻描淡写却又意味深长地点了出来，这无疑是一种无声的“求助”或“提醒”。
果然，此事很快引起了曹如意的注意。他虽未公开表态，但数日后，都察院内部传出风声，有资深御史（并非周文渊）对之前弹劾奏章中“牵连过广，有失厚道”提出了异议。同时，之前攻击石磐最为卖力的那位御史，似乎也感受到了一些无形的压力，其后续奏章的措辞明显缓和了许多。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与曹如意有隙的那位大珰，或许是为了避免与曹如意正面冲突，或许是想显示自己“顾全大局”，竟然也在一次非正式场合表示，对“少年人”不必过于苛责。一时间，原本一边倒的舆论风向，竟然出现了微妙的变化。石磐这招“以退为进”，看似将自己置于绝地，实则成功地利用了各方势力之间的矛盾与制衡，将一场针对个人的毁灭性打击，悄然化解于无形。他不仅没有被革去功名，反而因为这番“懂事”的表现，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暂时的安全。而这一切，他都做得不显山不露水，没有公开依附任何一方，最大限度地保全了自己的独立性和未来的可能性。
危机暂告平息，石磐却无丝毫轻松之感。他坐在客栈窗前，望着窗外汴京城的万家灯火，心中充满了复杂的情绪。他并未因初战告捷而沾沾自喜，反而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朝堂斗争的残酷与诡谲。这次经历，让他彻底丢掉了书生意气，真正开始用政治家的眼光来审视周围的一切。他的成长速度，在血与火的淬炼中急剧提升。然而，这份超越年龄的成熟与老练，是否也超出了某些人的预期？比如，那位深宫之中、对他身世可能知情的曹如意曹公公？又或者，是那位看似置身事外、却始终关注着他一举一动的，已故恩师欧阳修所代表的某种政治力量的潜在继承者们？他们是对他刮目相看，还是会产生更深的忌惮？石磐不知道，但他清楚，这仅仅是他在京城这个巨大政治漩涡中的第一课。未来的路，必将更加艰险。他轻轻摩挲着手中的蟠龙玉佩，眼中闪过一丝与年龄不符的坚定与冷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