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夏末的上海,外滩的金融机构招牌越挂越多——南洋银行的红底白字、招商银行的蓝底金字,还有新开的信托公司、证券公司,像雨后的蘑菇般冒出来。
联合银行总行的风险监控室里,警报灯时不时闪起:某储蓄所违规高息揽储,某企业通过多家银行套取贷款,风险点像蛛网般缠上了金融体系。
沈逸风盯着监控屏上的红色预警,转身对身后的监管处处长老周说:“再靠‘发通知、查账本’的老办法,管不住这些‘新花样’了。”
“金融机构多了,得有专门的‘管家’——分业监管,专业的人管专业的事。”
三个月后,北京金融街的一栋小楼前,挂起了“中国人民银行银行监管局”的铜牌。
成立大会上,新任局长陈默(原联合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攥着誓词,声音洪亮:“我们不做‘行政命令的传声筒’,要做‘风险的守门员’——管好银行、管好证券、管好保险,让金融市场既活又稳!”
沈逸风站在台下,望着台上的新牌子,补充道:“监管不是‘卡脖子’,是‘搭框架’。”
“就像修马路,得先画好车道线,汽车才能跑得快、不出事。我们的监管,要给金融机构‘划跑道’,更要给老百姓‘守钱包’。”
监管局三楼的培训室里,气氛严肃又新鲜。
刚入职的监管员小吴捧着《现代银行监管实务》,皱着眉问身边的老监管员王师傅:“王哥,这上面的‘风险权重计算’‘资本充足率’,以前咱们都没学过啊?”
王师傅推了推老花镜,指着墙上的计算机:“以前咱们靠‘查账本、数传票’,现在得用数据说话。”
“你看这系统,能实时统计各银行的存贷比、不良率,哪里冒头了,系统自动报警——这就是现代化的监管。”
小吴凑过去,看着屏幕上跳动的数字,眼睛亮了:“原来监管不是‘抓坏人’,是‘防患于未然’!”
傍晚,沈逸风走进监管局的大厅,望着墙上的“分业监管流程图”。
陈默拿着一份《证券市场监管细则》走进来:“沈行长,证券公司的监管办法拟好了,您看看——注册制、信息披露、风险准备金,这些都是从国外学的,但结合了咱们的国情。”
沈逸风翻着细则,指尖停在“信息披露”那页:“对,要让投资者看得懂、敢投资。”
“监管的终极目标,是让金融市场‘透明’——透明了,风险就藏不住;透明了,信心才来得快。”
离开监管局时,夕阳把铜牌染成金色。
沈逸风知道,这只是开始——下个月,上海证券交易所要开业,股票市场的监管更复杂。
他摸了摸口袋里的笔记本,上面写着:“监管现代化,不是买几台电脑、定几条规则,是培养‘懂市场、懂风险’的监管者,是建立‘能预警、能处置’的制度。这一步,比成立机构更难。”
风里传来交易所的筹备声,沈逸风加快了脚步。
他知道,金融的江湖越来越大,监管的“篱笆”得越扎越牢——不是为了挡住风,是为了让里面的树,长得更直、更壮。